教育专家谈高考改革：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

    高考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在日前由中国高教学会和浙江师大联合主办的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高考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道出了他们的困惑。

    “公”与“不公”再掀波澜

    上海师大副校长、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杨德广教授在肯定高考“以分取人”的公平一面时，公布了一组分数段与学生的智力、学习习惯成正比的调查，很有说服力地证明：目前的考试制度、考试内容，就整体而言，对于人才选拔的科学性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接着引用了杨振宁的一段话：“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中学生、大学生的基础知识、学习成绩普遍高于他们，但拔尖人才比他们少，这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价值观念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发展，但不利于少数优秀人才的发展。而美国的教育制度、价值观念不利于大多数人的发展而有利于少数优秀人才的发展。”

    杨德广说，这一看法切中现行中国高考制度的利弊。因此高校自主招生的根本意义在于：让有专长的学生平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不受考试分数的束缚。如果全国能有100所重点大学像复旦、上海交大一样，每年录取300名优秀而有专长的毕业生，其中若有一半学有所成，每年就可以为国家培养一万多名拔尖的创新人才。

    但杨德广认为，这种只招少量考生的自主招生，应立足于选拔有专特长的学生。一是专业需要的特长生，二是合格加特长的学生。一般优秀生完全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前者则不必通过高考，由中学推荐。高校组织专家组审核、面试。如有舞弊，取消推荐生资格，取消该校5年的推荐权，当事人给予处分。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当即表示：“我与杨校长的观点有距离，而与周远清的观点更接近。”他的观点是：以中国的现实，扩大缺乏刚性标准的推荐比重，并不适宜。

    周远清是中国高教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直到本世纪初还在主持高考改革。他说：“我们曾想给一批高校每校5个名额，录取条件自定，愿意招谁就招谁。一了解，不少校长不敢要。怕要了日子没法过！”

    浙江师大高教所季成钧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现在120%的提档比例，已有高校表示不要，因为那本应供高校自主选择的20%，刷下去的往往是没有关系的考生。”

    所以，周远清强调：“就高考研究高考很难走出困境，一定要和国情联系起来研究。”还有另外一些现实问题。

    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蒋极峰教授激动地说：“在内蒙古，一个牧民子女即使在自治区内的大学参加面试，也得付出几头牛的费用，如果到更远的地方，对贫困家庭而言将是无法承受之重，何况面试后还不一定能录取！”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教授讲了一个案例。去年，山东一位曾在挪威获得发明一等奖的考生，高考成绩只有300多分，还不到当地大专录取线。就这名考生能否被破格录取的问题，张亚群认为：“高考对于测量一个学生基础知识水平的作用，其客观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是别的形式不容易代替的。现在很多发明都需要学科交叉，学生如果基础知识过于薄弱，不仅在大学学习困难，以后的发明也会缺乏后劲。现实中的高考并非‘一考定终身’，把基础知识补一补再考才是上策。”

    刘海峰认为，像高考这种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只能是考共性的知识居多，要考出个性很困难，确实不利于选拔专才。所以他还是主张朝目前世界各国较流行的统考加单考（指高校自主命题）的方向努力。当然这需要等到社会的经济水平和监督机制相对成熟。就目前而言，还是应靠少量保送生、奥赛获奖者、体育尖子等特招生的途径来弥补统考统招的不足。

　　“二次高考”应否屡挫屡试

    实施“二次高考”是近年来不少高考改革研究者一再提出的方案之一。

    所谓二次高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本科考一次，专科考一次。以解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都用一把尺子量才选拔的弊端，以广西2002年—2005年的试验最为典型；另一种是秋季高考加春季高考，以解决一次高考的偶然性、学生心理负担重等弊端，前些年上海、安徽、北京的试验属于这一类型。

    记者在采访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时了解到：本专分考，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过，并得到教育专家的普遍认同。当时没分，是因为第一线的招办和中学都反对。中学认为，考试分两次，学生其实就这一拨。

    2002年广西试验后，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场考试败下阵来的考生和那些感到前途未卜的考生不得喘息，又要投入第二次高考，精疲力竭，怨声载道。

    当时已退居二线的周远清曾建议用3加X试卷，解决由于多考一次带来的问题。即：若只考本科，3+X都做；若先考本科，不行再考专科，3+X都做。如本科不取，不算“X”成绩，只以“3”的成绩参加专科排队；只想考专科，只做“3”即可。自广西试验后两年的调整中，似与周远清的方案有不少接近之处，但最后还是“全面复辟”。杨学为认为，录取制度不配套是重要原因。

    今天重提这一改革方案的人，能否在操作层面的科学、便捷、经济方面提出有效的办法，是避免重蹈覆辙的关键。2005年，上海从自主招生的角度为本专分考注入了新意，2007年已从当年的3所扩大到11所高校进行试验，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带有方向性的改革。

    再看春秋两季高考。周远清认为，参加春季高考的生源多是秋季高考的落榜生，大部分基础较差。这是高校参加春季招生积极性不高的最主要原因。今天重提这一改革方案的人要求“参加春季高考的高校数量和档次都要提高”，愿望虽好，但在强调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今天，靠行政力量指定某些高校必须参加春季高考不现实。

    “理论上正确的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刘海峰在不少场合这样表示。

    “命题”改革难成热点

    周远清坦率地说：“如果社会环境没有大的变化，高考制度改革的空间不大。”他更关心高考内容的改革。既然高考是一根很强势的“指挥棒”，就要发挥它的正面意义，这对促进中学的素质教育、课程改革的作用更直接。比如考题如何不要过于局限于知识点，而体现能力和素质的测试；如何遵循大纲又不拘泥于大纲；如何增强题目的应用性等。“但是这些问题，大家讨论得却很少。”周远清深感遗憾地说。

    对中学教育教学有所了解的人知道，高考命题研究不是个热热闹闹的事儿。那些与特定的学科背景、专业知识密切相关的题目如何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不是谁都插得上嘴的。研究这些问题需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其研究成果要接受教育教学规律的检验。某省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如果行政推动过度，频繁改动，结果会适得其反。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批学者在这个领域默默耕耘。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若玲和一批研究生注意到：即便是专业性极强的“命题”研究，也需要有社会视野。命题中加强综合运用知识的题目，或研究性学习的内容，是必要的，但难易程度、权重多少，关乎的不仅是学术问题，还有教育公平！因为对教育资源匮乏的边远贫困地区学生，这类题目是他们的“软肋”。即便是江苏、福建这样的教育强省，也有明显的教育不均衡问题。2007年高考，两省都降低了外语分值，主要是出于公平的考虑。

    郑若玲的想法是，学科命题改革的关键不应是也不可能是扼杀高考的指挥棒作用，而应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的导向功能。其方向是：保持考试科目与内容的覆盖面，注重考察素质和能力，为高校输送基础知识扎实、能满足日益综合化的大学课程学习要求的生源。

    值得期待的是，以刘海峰为首席专家的厦门大学的研究人员、将于明年提出一套在长期扎实研究基础之上的，完整的高考改革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