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工作调整，曾引起广泛争议的王旭明将不再担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一职。下周起，他将前往教育部下属的事业单位语文出版社担任社长的职务。
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旭明说：“我不认为这是明升暗降”。
据悉，接任者是原《高等教育》杂志社副总编辑续梅。由此教育部将迎来第二位女发言人。
卸任如释重负
王旭明在担任发言人期间，曾因发表“大学生养猪论”、“媒体无知论”、“上学买衣论”等，并引起广泛争议，被人称为另类官员，甚至有人要求他辞去新闻发言人职务。
教育部、卫生部和公安部是首批举行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的试点部委，王旭明成为三个部委发言人当中第一个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的。
记者采访王旭明时，他说，对于卸任，他如释重负。
6月25日下午，教育部举行的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的开场白里已有告别意味。
他在开场白里向媒体朋友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并且表达了一连串的遗憾和抱歉。
他在当天对媒体说，采访被搁置，或者婉拒、推迟采访等等情况，“我一直非常内疚，没有满足大家的要求”。
王旭明同时还请媒体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政务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施”。接近王旭明的人士对记者说，这确实是一段告别的话。
曾把发布会搬到田间地头
王旭明认为，自己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一直在创新新闻发布形式。
他在此期间实现了教育部新闻发布会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直播，并最早开展网络直播的部委新闻发布会。
在有关领导提议下，他把新闻发布会现场搬到田间地头。
在主持新闻发布会期间，王旭明有时会向坐在台上的官员提出刁钻问题。他说，自己做过记者，也了解政策，有时候会发现一些提问或回答总没有抓住关键，所以就会发问。
王旭明本人曾在《中国青年报》上说，擅长同媒体打交道是官员的基本功。他还建议，应该把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作为官员提拔升迁的一个标准，这就能迫使官员与媒体和社会公众打交道。
今后要兼任节目主持人
昨天（18日），他仍作为教育部发言人出席了三个活动。他说，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出席的活动。
一直对主持人工作情有独钟的王旭明还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策划并主持了一档节目《说教》。
王旭明说，他会一直坚持把这个节目做下去，“将来可能是以特约节目主持人的身份主持”。
王式言论
【熊猫论】
“我的态度就是与媒体和记者交朋友……希望媒体能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我，这也是在保护媒体的朋友，也是在保护媒体自己。”
【上学买衣论】
“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
【名校生养猪论】
“名校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
【媒体无知论】
“如果媒体不宣传国家助学政策，说浅了是对国家政策的无知，说深了是对国家政策冷漠。”
王旭明简历
北京人，1976年高中毕业，在京郊农村插队两年；大学毕业后在丰台第七中学从教7年；1991年进入《中国教育报》当记者；1998年从报社总编室主任的位置出来，任职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3月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 对话
“我给自己工作打60分”
卸任后的王旭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卸任，我欲哭无泪。对于工作，我打60分。——王旭明
关于个人，是升还是降？
王旭明认为自己是升职.他说，其实党和政府也开始注意到提拔官员中敢于做事、敢于说话的人。
新京报：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后，你是什么感受？
王旭明：欲哭无泪，如释重负。
新京报：担任出版社社长算是升迁还是降职？
王旭明：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只是兼任，我的行政职务是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局级。现在去语文出版社当社长，那是正局级，行政职务上升了。
新京报：是不是明升暗降？
王旭明：我并不认为这是明升暗降。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你独特的语言风格而不合适新闻发言人角色？
王旭明：我也不认为自己的发言或自己在官员中比较另类而不再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我做发言人已有5年多。
其实党和政府也开始注意到提拔官员中敢于做事，敢于说话的人。像仇和，他敢说敢做，如今成了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像原审计长李金华，现在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我这也是升职了。
新京报：你说自己其实并不想因为在新闻发言人上的表现来升官，是这样吗？
王旭明：此前我在《中国教育报》工作，当时教育部的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部里当新闻处处长，也可以说是三顾茅庐，我既然到了教育部，说不想升官这也是不可能。不过我的理想还是当老师和记者。
关于工作，有何得失？
王旭明邀请官员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发现很难。他说，现在想要当官的还是选择不说话，以便减少说错话的机会，对升迁有利。
新京报：2003年，你开始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的工作对你有哪些改变？
王旭明：我一开始就注意用新闻人的视角去发布新闻，而不是以官员的视角。官员若是不理解新闻人认识社会的方式方法，就会觉得媒体在找事，觉得他们在鸡蛋里头挑骨头。其实只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新京报：而你也一直在追求自己发布新闻的独特语言？
王旭明：发布新闻我追求的是，政策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新闻发布会是要解释文件，好让公众搞明白。你不能发布新闻时还念文件。
新京报：你主持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有时能请到相关职能司局的负责人，你要让官员出来说话是不是也很难？
王旭明：要做很多工作。我可以告诉你，我用了各种手段。当然我的同事也比较支持。
新京报：为什么那么难？
王旭明：关键还是意识。现在要想当官还是不说话或少说话，这样可以减少争议或减少说错话的机会，这样可能对公务员的升迁有利。
关于制度，如何完善？
王旭明觉得有些官员的新闻发布意识还不行，他说中国新闻发布制度需要建立一整套相配备的体系。
新京报：2003年的SARS后，中国开始重视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5年来，政府主动发布信息方面还有哪些缺陷？
王旭明：政府主动发布信息就是跟谣言赛跑，但有些人在意识上跟不上，还是旧观念，结果就成了当谣言走出家门时，你才开始穿袜子；当谣言跑在大街上时，你才走出家门；当谣言深入骨髓时，你才主动发布正确信息，但那时已经有些晚了。
新京报：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应该如何完善？
王旭明：我觉得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还需要一整套相配备的体系建立起来。
比如，国外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部门首长的助理，参与很多决策制定和会议。同时，他们有一套新闻发布的班子。
新京报：教育部的新闻办有多少人？
王旭明：4人。而在国外一个地方教育局的新闻发言人配备的班子可能就有一二十个人。国外新闻发言人甚至还要化妆，美容，有自己的换衣间。这些国内都没有。
新京报：在中国，教育部对新闻发言人有哪些支持？
王旭明：我做新闻发言人可以列席一些重要会议，若论级别，可能是不能参加的，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可以参加，这是政治待遇上的提高吧。
新京报：你给自己5年的新闻发言工作打多少分？
王旭明：60分吧。（记者 郭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