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稿——光辉历程
教育大国的崛起 （一）
改变国家命运的战略抉择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教育事业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为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的到来，记录历史的足迹和时代的发展，全面展现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重温改革开放30年党中央深谋远虑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教育决策的深刻背景，回顾改革开放30年亿万人民积极投身教育改革伟大实践的奋进历程，本报从今天起陆续刊发“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光辉历程”特稿，并将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历史足迹”系列特刊。敬请广大读者给予关注和热情参与。
1977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年秋天，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春雷一声震天响，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了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终于恢复，中国教育重新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自此，一个国家的光明前途仿佛在一夜之间被重新点亮，一代青年在那个火热年代的奋发意气仿佛顷刻间被熊熊点燃，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当年全国570万青年纷纷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等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亿万青年沉积多年的强烈求知愿望和热情仿佛火山喷发，宛如江河奔流，激情万丈、热烈欢腾、汹涌澎湃。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从此，中国这条航船驶入了改革、振兴、发展的新航程。
这一年也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一）拨乱反正——以教育为突破口
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在十分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
十年浩劫，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广大教师受到摧残，青年一代丧失了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教育发展路在何方？中国走在了十字路口。
1976年10月那个金色的秋天，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渴望教育振兴，国家建设呼唤人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各条战线专门人才短缺，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因素。
1977年5月12日和5月24日，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必须抓教育，一定要在党内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他敏锐地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就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气魄和勇气深刻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的道路如何走，走向何方？应当从何处入手？以哪里为突破口？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之路，要改革，就必须寻找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科技和教育。他敏锐地认识到教育是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并亲自指挥和领导了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学秩序的工作。
教育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两个估计”就像一个巨大的精神枷锁仍压得知识分子喘不过气来。邓小平首先选择把推翻“两个估计”作为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在当时政治形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的情况下，1977年8月8日，他以政治家的智慧和胆略，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
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同年9月，他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尖锐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他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工作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教育战线全面拨乱反正、整顿教育教学秩序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为此后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开辟了先河。
在邓小平的倡导和领导下，教育战线打破徘徊局面，开始了全面恢复和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教育教学秩序开始得到治理。
很快，随着学制的恢复与重建，全国教育迅速摆脱了混乱局面，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全国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中国教育的春天来到了！坚冰初破，思想解放的曙光依稀可见。
1977年，在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情况下，邓小平首先以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战线作为突破口，开启了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伟大航程。以此为开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导下，国家部署和启动了恢复高考制度工作，并进一步扩大派遣留学生。邓小平决策的教育领域的改革“为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绝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它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决策，历史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和前奏。
（二）恢复高考——中国改革的先声
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广西昭平县昭平镇上岸村小学一年级贫困生梁丽华同学在语文课上大声朗读。春季学期，得益于国家对西部农村孩子免除“学杂费”和贫困生“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该校的二百八十七名山村孩子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本报资料图片）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学校教育秩序混乱，学生停课闹革命，全社会没有了学习知识的动力和活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成为当时加快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虽然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试招“新生”，但招生对象仅限于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简称“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一做法一直实行到1976年。
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时，在多次谈话中对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发表过意见。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当时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教育真正被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1977年6月29日，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但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束缚下，会议基本上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年，在正式决策恢复高考前夕，邓小平在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的多次谈话中，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时间作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在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恢复高考的决策提前确定和实施了。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确定了33位与会代表。这是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动作，也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邓小平在会前的一段真诚的讲话，深情地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在邓小平的引导下，大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破坏科学教育的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来，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会上，专家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专家们说，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方法招来20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1977年8月8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大胆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个重大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1977年8月，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国的教育工作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
1977年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即刻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开始后，首先传达了邓小平“八八”讲话及其他一系列谈话精神，代表们深受鼓舞。经过代表们讨论的招生工作意见，及时地报告给了邓小平，他对文件详细审阅，并亲自修改。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得以全面恢复。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招生考试于当年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一是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压在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凡是”，二是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这次会议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44天。会议召开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经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
据当时参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原教育部学生司有关人员回忆：当时“文化大革命”刚过，大家很怕再犯“只专不红”的错误，强调考试了，会不会冲淡政治？会不会让人说只重视智育，不重视德育？
怕人扣这个帽子，所以对政审的规定都写得非常详细，什么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集体劳动……把能想到的都写上了。这个稿子当时送给小平同志，受到了严肃批评。小平同志看了非常不满，连说了三个“繁琐”，而且把我们起草的这一段全删掉。后来我们招生文件上写的政审条件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起草的。我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中央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这都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
1977年，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国家作出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的决定后，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恢复高考动摇了“两个凡是”原则，一些人还有不同意见。其次，1977年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当年组织统一考试，时间很紧。第三，试题出来后，却缺少印试卷的纸张。这么多人要考试，上哪儿弄纸呀？
当时纸张很缺。最后，为这件事还请示了中央，中央当机立断、果断决定，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这才使当年的恢复高考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教育界冲破重重障碍，在1977年冬天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一代青年奔走相告，笑逐颜开，对于他们来说，真正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
恢复高考宛如冬天里的一把火，顷刻间点燃了广大青年的读书热潮，全国上下读书学习蔚然成风。图书馆、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蒙满了灰尘的旧课本，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到处寻找。在全国拨乱反正的大潮下，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积压了整整10年的考生拥进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半年后，1978年的夏天，610万人报考，录取了40.2万人，同时还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1.07万人获得了深造机会。冬夏两季，全国共有约1180万名青年参加了考试，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考试，堪称一项“世界之最”。
当春雷震荡大地的时候，人们感到了春天的气息，而春天的万紫千红，却是在春雷滚过大地之后到来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我国教育改革中较早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强烈地震撼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不仅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对整个教育事业、整个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高考制度的恢复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年青一代沉闷的精神状态，激发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广大教师精神振奋，教育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全国教育风气为之一新；高考制度的恢复也激活了整个社会，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变。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由此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三）出国留学——中国开放的前奏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1978年6月23日。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由此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留学工作的热潮，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国门开启，打破了中国长达10年的封闭局面，扩大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开放的前奏曲。
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整个国家处在百废待兴之时，当时的清华大学新领导班子遵照邓小平关于拨乱反正的指示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了清查，提出了整顿计划，写出了书面报告，对某些学校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请求中央帮助解决。邓小平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于1978年6月23日下午专门安排时间听取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的当面汇报。这天下午，邓小平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领导蒋南翔、刘西尧等人，一道听取了刘达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过程中，邓小平对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针对一些人的担忧，邓小平当时就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邓小平还要求：“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由此可见邓小平加快扩大留学生派遣步伐的急切心情。在历史的抉择面前，中国没有走封闭的道路。邓小平的这一讲话被称之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对于开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出国留学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全局高度，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出国学习的战略决策，从而翻开了新时期我国出国留学工作崭新的一页。
冰河初开，航路多艰。当时中国的大环境是，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封闭，人们的思想很不解放，真正懂得出国留学意义、价值的人不多，相反，人们对出国留学，特别是把人派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还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当时国家刚从“十年内乱”的废墟上站起，经济受到了严重摧残，国家财政非常紧张，于是就有人问，在这种形势下，花很多钱派人出国留学，有这个必要吗？还有一些人把派人出国留学和发挥国内现有人才的作用对立起来。即使是那些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知识分子，当机遇来临时，他们也不是没有顾虑。
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回忆：当时我作为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长，既受到极大鼓舞，又清醒地意识到我国长期被封锁，特别是“文革”十年同外边几乎隔绝，同西方文化交流不多，对他们学校的情况，以至如何派遣留学生等，十分缺乏了解，我们只有建国初期向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的经验，要想一下子向西方国家派遣这么多留学生，许多工作确实很棘手。教育部拟订方案时，多方向国内了解情况的学者请教。我们当时商定先向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派遣留学生。
熟悉中国教育对外交流史的人想必还记得，1966年6月30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了《关于推迟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虽然在1973年和1974年，当时的外交部、国务院科教组先后向有关方面呈递了《关于1973年接收来华留学生计划与留学生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以及《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生选派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这个当时拥有近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也仅仅是向海外21个国家派出了337名留学生而已，而同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中小国家一年派出的出国留学人员都远远超出这个数量。
这种现象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痛心地说：“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
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的倡导，旋即化为中国政府的决策，由此可见，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设计的宏伟蓝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在邓小平发表著名的“扩大派遣留学人员重要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但是，在国家交往尤其是国际教育交往中，没有政治自信心是不行的，光有政治自信心又是不够的。
1978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科技代表团时，与对方商定我国派团赴美直接商谈双方互派留学生事宜。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自然是一个有力措施，也寄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不久，美国卡特（JamesEarlCarterJr.）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Dr.FrankPress）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美商谈其后几年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有关事宜。
谈判之门似乎已经开启，但是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性的大国当时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国赴美谈判代表团只能以民间身份出现。选谁做团长成为当时中央和教育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团长既要在国外科技和教育界有影响，知名度较高，有外事活动经验，又要对国内教育情况相当熟悉。
国务院有关部门最后选定了当时担任中国科协代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从1924年起，周培源曾经先后多次往来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先是以学生的身份，然后是以学者的身份，但这一次，他却是以团长的身份赴美，要商讨的问题可能并不比1936-
1937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参加爱因斯坦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简单。因此，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培源对外只能用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出任代表团团长，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也只能用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名义出任代表团的顾问。
这段历史现在回忆起来，令人感慨良多。中国代表团于1978年10月7日抵美，先在西部的旧金山、洛杉矶地区参观访问，11日抵达华盛顿，从12日起正式开始与美方谈判。美方派出了包括白宫、国务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等方面有关人员在内的阵容强大的代表团。
周培源在首次谈判时，作了基调发言。他说：“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派遣来美国的学生是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还有部分大学本科生。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为主，还有少量学习社会科学和语言的。……1978-1979年派遣的总数500名。”“1979-1980学年派遣的人数将大于1978-1979学年，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当时的中美两国还处于“蜜月”阶段，但由于隔绝已久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等方面原因，双方难免有较大分歧，谈判甚至一度出现僵持局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为准确无误，双方还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下面是当年的11项口头谅解的部分内容：“在1978-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员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为了每年确定交换的学生和学者数及讨论计划的进展，双方将在必要时会晤，重要问题也可通过两国政府协商”；“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等。
当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启程抵达了美国。他们到达后还赶上了参加中国驻美使馆1979年元旦举行的中美建交庆祝活动。同时，我国在1979年也热情接待了美国的第一批来华留学生、访问学者。中国此举引起当时外国舆论的广泛关注，“使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
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并于1月31日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有关协议，将以周培源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与美方谈判达成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了史册。
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出国留学的大门终于打开，通过派遣留学生的方式，中国教育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之后正式开启了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新征途，出国留学很快从细流小溪演变成巨大洪流。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原教育部和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兰（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联邦德国（1981）、法国（1981）、比利时（1981）、澳大利亚（1986）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历史的可贵在于它留给人们的深刻记忆。据当年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人员之一、现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的陈俊亮回忆：
作为首批留学生，我当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觉得一切都很突然。
那是1978年暑假，当时我在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任职，第一次通知考外语我没有报名，不久，学校第二次动员，我才报了名，报名后10天就参加了考试，到10月份就接到了录取通知，紧接着就是集中学习，那个紧张程度让人有点火烧眉毛的感觉。12月下旬，在邓小平访美前夕，我们一行52人便搭乘当时先进的波音707飞机，绕道巴黎，飞往美国。邓小平对我们这些留学人员非常关心，1979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美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亲切接见留学生，并同我们分批合影。
这段历史同样留在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人员之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许谨诚记忆中：邓小平访美期间，我和一些留美同学参加了卡特总统夫人在子午线饭店为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招待会后，卓琳把留学生叫到一起，嘱咐我们说，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当时我们感到，小平同志为了派人出国留学，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现在来看，小平同志作出的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是很有远见的。
扩大派遣留学生是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封闭多年后大开放的开端，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激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活力。
它给中国，也给世界一个重要信号——中国的国门已经开放，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满腔热情地学习别人，追赶先进。因此，扩大派遣留学生也历史地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奏。
（四）尊师重教——百废待兴中的重大举措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拐点，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热潮。在邓小平的主导和推动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在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中徐徐拉开。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文共650余篇。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由此，如同党的历史上的遵义会议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改革开放初期，刚刚从“文化大革命”噩梦中走出来的中国社会，百业待兴，国家建设呼唤着千百万人才，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人民渴望知识和教育振兴。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被破坏，社会上知识人才奇缺，尤其是专业人才不足成为当时的最大问题。恢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快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是当时教育领域的头等大事。刚刚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此事十分重视，他一复出就自告奋勇抓教育，审时度势，围绕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深刻地思考着中国的教育问题。
1977年，邓小平在复出前夕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敏锐地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同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就今天的现状来说，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使得神州大地掀起了学习科学、重视教育的阵阵热潮，全国涌现出一大批像陈景润一样刻苦学习、用心钻研业务的楷模。
邓小平大力倡导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根据邓小平关于教师工资、奖励和职称制度的指示精神，从1977年10月起，全国近60%的教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在高等学校恢复教师职务的同时，教育部从批准北京市3名小学老师为特级教师开始，建立了中小学教师可以评高级教师的制度。全国陆续授予一大批教师“特级教师”、“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教师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1985年，国家规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获得了普遍的提高，尊师重教逐步形成风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1985年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发表了《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著名讲话。讲话只有短短的13分钟，但字字千钧。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这是一次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这是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中共中央颁布的又一重大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
该决定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总结了我国教育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明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新的历史时期教育事业”的战略目标，将教育改革纳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由此，国家决策层下决心强力狠抓教育。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工作的重点是推动恢复教育程序，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在党中央的重视下，在邓小平大力倡导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思想指引下，尊师重教的思想很快成为全社会一致的共识，教育事业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事业，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率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从恢复高考开始，到大规模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开启了改革发展的新历程，作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教育优先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最强音。
（摘自教育部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撰写、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国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