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里，那些高考失利者变得怪癖不群，而低学历的反而显得自信——
最近在农村奔走，目睹农村和农村教育之现状，觉得有许多话不吐不快。我曾经以为，农村孩子都应该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条天经地义的道路，实际上无法改变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
我的老家在一个距离北京大约1900公里的小村庄。如今在脑海里回忆起村里的读书人，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他们的遭遇迫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教育更适合农村？
其中一人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开始参加高考，当我初中毕业时，他还在为此拼命。我偶尔见到他，身材清瘦，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穿着蓝色的中山装，低着头在田间小路上匆匆而行，基本不与村民打招呼。他最终没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村民们同情、感叹或嘲讽的对象。
另一位是我的邻居，大我3岁，在复读3年后与我同年考上大学。但他的运气很不好，以超过本科线的成绩被一所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因未能找到工作，好不容易迁出去的户口又被打回了村里。
我的印象中，这位老兄在高考之前是充满活力的，他爱打篮球，喜欢与我们一起唱歌、吹笛子，还承担了家中的许多农活，曾多次在凌晨五六点钟把我从床上叫醒，一起奔跑在坑坑洼洼的村道上。那时，他对未来的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高考失利后，他蓄起了胡须，脸上有了远超出实际年龄的苍老，开始刻意避免与我们接触。
这两人后来都进城打工了，据说很少回家，也许在他们心里一直横着一道迈不过去的坎：不能以城里人的身份回到家乡，腰杆子就无法直起来。
反而是另一位连初中都没读完的村民给了我惊喜。我们是同龄人，但小时候成绩的好与坏成了彼此交往的障碍，甚至还互相看不顺眼，后来几乎再无联系，我只知道他成天驾着一辆大卡车没日没夜地奔波。去年10月，他听说我回来了，便放下手中的活，赶来陪我们钓鱼、聊天、吃饭，显得自信、真诚而大方。
这让我想起了韩少功的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他在其中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乡村少年：“我发现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 ”
北大的钱理群先生深入观察并参与到乡村教育的实践当中后，认为乡村教育应肩负三重使命，一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二是向城市建设输送有文化的劳动者，三是理所当然地要担负起培养农村建设和改造人才的重任。
诚然，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有权利把农民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农村，农民进城是生存与发展所需，是正当的选择，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我忧虑的是：乡村教育只强化了它的第一重使命。
尽管这些年，乡村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告别了“上不起学”的阶段。但我们还是会惊讶地发现，80多年前，陶行知评价“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如今看来依然适用。“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等等这些问题显然普遍存在。
教育要通过提供智慧、能力与情感以确保人的多种选择成为可能。
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生活环境迥异于城市的农村，对于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确定什么样的教育目标？我认为湖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刘铁芳教授所言抓到了要害，即如何在置身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立足乡土，培育乡村少年对乡村社会良好的情感依恋与对乡村生活的基本自信；又不拘泥乡土，有开阔的胸襟，能积极迎接外来文明的冲击，从而给他们的生存敞开一种开阔而健康的空间。
教育没有改变社会尤其是城市人看待农村的偏见、无知乃至愚昧，也没能淡化农村人内心根深蒂固的“读书功利化”的观念，这是很糟糕的。
面临这种现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很有难度：那些无法通过正规教育成为城里人的农村青年，或者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人，如果在外面过得并不好，农村是否能够吸引他们回来？当然，农村之缺乏吸引力，其最大的障碍不在教育的滞后而是来自城乡二元体制，但是，教育对此是否应该有所作为？它能否既培养人们改造农村的能力，又能引导他们安心扎根于乡土？
新农村建设的主力是农民，如果这些主力军都不愿意待在农村，那这项伟大的工程就很难有起色。陶行知曾对乡村学校寄予厚望，称之为“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在他看来，“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乡村教育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陶行知将开荒、造林、修路、自食其力、实行“自有、自治、自享的”村政都视为乡村教育的内容，把“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而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作为“看学校的标准”。他提倡的正是一种活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在陶行知看来，“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单独办得成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把办学与改造农村社会结合起来。
要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程度，当前，首要的是要重新确立教师在乡村的地位，努力改善他们的福利待遇。只有事实上确立了教师在乡村和乡村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才可能激发出他们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也才能吸引那些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安心于此。
此次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期待有关方面能够高度重视、研究陶行知的思想遗产，以寻找一条适合农村实际的教育发展之路。本报记者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