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属高校“地方化”严重 当地生源比例超70%

    北京孩子上北大的是河南的60倍、浙江孩子上浙大的是江西的30倍、山东孩子上山大的是广东的36倍———

    部属院校招生中的人为地方化在三个方面导致了公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后果

    2009年全国统一招生工作结束后，关于部属院校招生“地方化”严重的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争议。在9月19日举行的“高校招生与宪法平等”学术研讨会上，高校的法学教授们尖锐地指出：部属院校招生中的人为地方化在三个方面导致了公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后果。

    ●部属大学招生地方化严重，

    当地生源比例有的超过70%

    目前，我国的公办大学分为两大类：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地方院校是指传统上隶属于省市、主要靠地方财政供养的高校，主要面向所属地招生；部属院校则是指隶属于教育部等中央部委、主要靠中央财政供养并通常被认为“属于全国”的高校，主要面向全国招生，全国有100多所部属院校，在北京的部属院校有23所。

    但是9月19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的“高校招生与宪法平等”学术研讨会上，众多的研究者却指出“部属院校招生地方化现象非常严重”，北京大学变成了“北京人的大学”、复旦大学变成了“上海人的大学”、山东大学变成了“山东人的大学”、浙江大学变成了“浙江人的大学”。

    “浙江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之一，完全有理由相信她是全国千万考生中的理想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刘练军对近年来“浙江大学”招生状况调研后说，“但是现行的招生体制，却让外地考生要考入浙大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刘练军用今年浙江大学在浙江与河南、江西两省招生人数对比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2009年河南有96万人参加高考，但浙大在河南仅招收68人，平均1万名考生中都没有1人有机会上浙大；江西有考生36万多人，浙大亦只招收70人，平均每5000人中没有1人可能跨入浙大；相对而言，2009年浙江仅有考生32万多人，但招生名额却多达2374人，平均1000名考生中就七八人有机会被浙大录取。

    研究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一些部属院校的招生指标分配甚至掀起了“高度人为地方化浪潮”，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部属院校在所在省的招生比例都占到60%以上甚至达到70%左右。这些本该全国招生的部属院校成了“名副其实的地方院校”。

    ●回报地方压力和高校合并风潮，

    使部属院校走向“地方化”

    本该满足全国人民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部属院校，缘何招生越来越地方化了呢？

    “部属院校所在地方的政府一般都对部属院校有各种形式的支持，尤其是省部共建后，地方政府向部属院校投入了大量资金、土地等，而这些支持大都是有附加条件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曲相霏说，“即要求高校增加在当地的招生名额。”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接受采访时表示，复旦大学近年来本地招生比例从10%扩大到40%的原因就是省部共建，上海市和教育部均投入复旦大学6亿元，复旦大学就要提高本地招收的比例。山东大学根据“985工程”共建协议在8年内得到省政府10亿元投入，山东省发改委和教育厅由此对山东大学提出本地招生比例超过60%的要求。

    高校合并风潮加剧了部属院校地方化趋势。例如，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合并”热潮的浙江大学就是1998年与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而成，后三所都是浙江省属大学，主要在浙江省内招生，浙江大学在合并时自然也合并了这三所大学在本地的大量招生计划。1999年，浙江大学本地生源比例从原来的30%左右直升到70%。同样的，上海交通大学合并原来市属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山东大学合并原来省属的山东工业大学等后，本地本科招生比例都上升到50%左右。

    ●部属院校招生中人为地方化，

    导致公民受教育机会不平等

    调查数据显示，部属院校招生中存在的人为地方化现象，在三个方面导致了公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后果。

    “部属院校的高度地方化，阻止了外地考生的向上流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曲相霏说，“因为很多高度人为地方化了的部属院校是全国著名的一流大学、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其所在的地方为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这些部属大学的地方化就使外地考生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大为减少，例如北京考生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机会可达到外地考生的30倍，北京孩子考上北大的概率更是河南的60倍。”

    曲相霏指出，部属院校的高度人为地方化也阻止了考生的横向流动。例如一个山东考生想考入南京大学的机会大大低于江苏考生、考入浙江大学的机会大大低于浙江考生，但是他考入山东大学的机会又大大高于非山东考生。

    部属院校的高度人为化还导致了各地考生被部属院校录取的机会极为不同，并对考生的总录取率也产生影响。曲相霏指出，由于部属院校在全国分配不均，部属院校相对集中的地区所获得的招生总额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例如北京有23所部属高校，上海有8所部属高校，而河北等省只有1所部属院校，广西等省甚至没有任何部属院校。

    ●招生体制改革需要中央动手，

    严控部属院校地方招生比例

    专家们指出，在我国东西南北地域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太大的情况下，部属院校破除一刀切尝试多元化的招生方案，或许能造就教育公平和优质生源双赢局面。曲相霏等人还给出了建议方案。

    他们建议，部属院校最基本的招生方案应是按各省人口或各省参加高考的人数为基准划分它在各省的招生名额，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各个地区考生平等的受教育权；其次部属院校自主招生比例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现阶段最多不应该超过总招生数的10%，这是因为自主招生过程有太多的个人主观判断因素，当下社会公众普遍对带有个人主观判断的因素难以给予充分信任，另外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必须通过网络向部属院校提出申请，而当下广大农村网络依然不普及，他们就很少有人有机会通过网络获取足够而又及时的有关部属院校的招生资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则指出，部属院校要想去掉地方化趋势，光靠院校自身的努力不够。“尽管高校招生方案的制定主体是高校，虽然中国政法大学一度尝试改革，但是总的来说，改革的动力不可能来自高校。”

    依靠谁呢？张千帆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防控地方歧视正是最重要的中央职能之一。高校招生的地域平等就是中央必须管起来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恰恰是地方和高校自己不可能做到的。

    其实，部署院校招生地方化趋势已经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2009年，教育部就发文要求各部属院校本科生招收学校所在地生源比例不超过30%。“但是各大高校的招生方案显然没有相应调整，看来这个规定目前还不是硬政策，而只是供高校参照执行的建议而已。”张千帆说，“今后，即便教育部不管别的，也要严格落实本地学生的录取比例，并逐年下降本地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