荟萃了全国大学负责人的第二十次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会日前结束，会上高校书记和校长们的发言聚焦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几乎所有关键命题：大学的属性是什么?大学的管理体制、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大学的人才培养、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等，这些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可回避的内容和主题，记者在此选取了其中有代表
性的发言。
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源头活水”
侯建国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基础研究活跃程度与水平、原创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可以说是国家科学的生命。美国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1901年至2000年的100年间，美国共有204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有170人是大学教授。
根据科技部的统计，到2008年，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经费达到全国总量的52%。
从我们的办学实践来看，基础研究在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有三个重要功能：一是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育人功能，特别能强化学生科学方法、创新思维、探索精神的培养，提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必修课。二是基础研究能保持和发扬大学的学术传统。基础研究强调的是遵循科学规律和自由探索，这有利于大学“学术优先、追求卓越”文化的孕育和传承。三是基础研究有助于把大学建设成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的储备库、科技创新突破的蓄水池，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人才支撑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支撑，为国家未来10-20年培养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
我建议，只有创造一个安静、宽松的环境，科学上的突破才会水到渠成。同时，要给予学生面向科学前沿和创新实践的机会。
工程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头戏
龚克 天津大学校长
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应是各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突破口。
我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应当注意到，高等工程教育所造就的尚不是“卓越工程师”，而是为造就卓越工程师打好基础。那么，大学应该为未来的卓越工程师奠定什么样的基础呢?这实际上就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针对工程教育的特点认真回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实践证明，“卓越工程师”之所以“卓越”，并不仅仅在于其专业知识更丰富，也不仅仅在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而主要在于其综合素质高。因此，要使今天的大学生将来成为“卓越工程师”，就必须超越传统专业教育的框架而高举起素质教育的大旗。
未来的工程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我们发现工程创新人才包括品行、能力、知识三个维度。
如今的工程教育专业体系，其实就是工业分工的“教育版”。但是，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行业的面貌和行业间的区别，整个工业文明向着“生态文明”转型。新时期对于工程师的要求变了，工程教育的环境和任务变了。因此，必须改变传统工业化阶段面向行业特别是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形成且至今痕迹颇重的面向岗位的工程教育传统观念，突破狭隘的专业划分和专业隔绝，包括工程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理学教育的隔绝。一是要大力拓展专业口径并发展新的专业方向;二是要将可持续发展即科学发展的思想、要求和知识(包括能源、环境、安全、美等要素)嵌入到专业教育之中;三是要将专业教育纳入到素质教育之中，最为关键的是构建素质为本的评价体系。
产学研合作内容不能“望文生义”
葛世荣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
人们通常把“产学研”简单理解为产业、大学、研究院合作三方的简称，其实“产学研”具有更丰富、更全面、更深刻的内涵，它应该包含大学的知识转化、知识传授、知识创新三大功能，同时具有大学生学习、创业、探究的行为含义，以知识的创造和传承为链条将人才培养贯穿始终。可见，“产学研”既是培养大学生创业素质、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三个着力点，更是创新型人才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素质。因此，产学研合作教育是大学提高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契合度的必然选择。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大学如何构建有效的合作机制，如何转变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何激发企业参与教育合作的活力，政府如何发挥宏观指导作用，这些问题对于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至关重要。我们体会，从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和平台创新出发，可以走出一条彰显特色、依托行业、贴近企业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长期以来，产学研合作教育一直被缺固定基地、缺充足经费、缺有经验的现场教师的“三缺”问题所困扰，其中重要原因是缺乏一种与企业稳定长效的合作机制。因此，可通过建立校企合作董事会、政产学合作机制、产学研渗透机制最终促进自身的人才培养工作。
建立现代大学治理结构
徐敦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我国高等学校内部长期存在诸多不得不破又破不了的僵局。一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突出表现是博士、教授“官员化”和管理人员“教授化”。为了重视人才，院长、处长要请教授来当;如果一位博士、教授在专业上成就斐然而没有被予一官半职，往往心理上也会不平衡。另一方面是非教学人员学术职称化。党政管理、后勤服务等非教学人员也都争取评上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学者当上“官”以后，学术研究有许多方便之处，学术地位也会相应提高，“官”越大，学问越“大”。非正常的“权力崇拜”比比皆是。二是校内资源分配的矛盾。高校内部改革的趋向之一是权力下放，但高校拥有的教育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校内的各个部门、单位，甚至学科、专业都会基于本位利益去争夺资源。现在，盲目扩大办学规模和办学类型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结果造成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被稀释，成为“公共地悲剧”的典型。与此相似的情况在高校之间也存在，有的著名大学在其并不擅长的学科领域扩张，使得许多高分考生得不到优质的教育。三是高校尚未建立真正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高校的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缺乏清晰的界定,导致学校决策机构与行政职能部门权力过于集中。代表学术权力的学术委员会、代表职工利益的教代会、直接从事教学科研的院系等机构在权力上处于弱势地位;学校的纪检、监察、审计部门由于独立性较差,也导致监督失位。
我建议，一是运用法人制度来处理高校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二是建立党委、校长为首的行政体系、以教授为基本力量的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四权合作体制。三是完善高校内部权力制衡结构和管理机制。四是加大高校人事后勤制度改革力度。人才要能进能退、能上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