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是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近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施一公，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饶毅联合撰文，要求研究基金的分配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两位学者在文章中指出，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两位学者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两位学者为何发表此文?按学术优劣分配基金如何操作?昨天下午，施一公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介绍，施老师当天出国，不方便接受采访。
记者又拨打了饶毅老师的办公电话，但未联系到他。
社会科学领域某研究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科研经费分配机制，自主创新还受到其他多重因素的压抑。比如目前中国缺少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学评价机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科研经费近年来的大幅度增长固然是好事，但是大的投入是否获取相应回报却无从考量。
此外，科研人员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最直接的是署名权。个别科研项目完成后，往往要把未直接参与科研的行政领导的名字署在前面。
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