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在把自由、开放、自主、多元视为畏途的同时，日益向保守、封闭、控制、一统倾斜，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似乎早已忘记了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
上周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个有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题培训班，主要由从事教育工作的学者和官员授课。应当说，此次培训受益匪浅，但在与这次培训主题直接相关的大学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反而差强人意。无论是专家讲课还是学员论坛，人们谈到文化问题，不是广义文化，就是狭义文化，不是古代的传统文化，就是现代的红色文化，反而对文化传承到底要传承什么，却是语焉不详或讳莫如深。
今年10月1日是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题词发表28周年。这个题词，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文革”对我国教育事业的严重破坏而题写的。这个简称为“三个面向”的题词，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指导方针，具有战略的、深远的意义。按照我的理解，“面向现代化”，体现的是“向新看”的思维;“面向世界”，体现的是“向外看”的思维;“面向未来”，体现的是“向前看”的思维。在一个由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员作为授受双方的培训班上，“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竟然无人提及，似乎并非遗忘与疏忽，大约与近年来的“左”倾回潮直接相关，而这种思潮在具体表现上恰恰与“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背道而驰。
在教育的“原问题”上，有人指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大学文化的本质是“化人”。这本来是没有错误的。然而，在一些讲课与发言中，却在强调“修身养性”、张扬“红色传统”，有人甚至说，公民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最低标准。从这些观念中可以看出，国内一些高校的大学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仍然以“统一思想”、“保持一致”为根本标志，他们所培养的并不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公民，而只是“驯服听话”的“羊群”，而这距现代公民意识，何啻十万八千里!这样的教育不仅不可能培养出具有民主素养、法治精神、独立人格的公民，而且这种以矮化人格、僵化思维、孱化意志为特征的“化人”机制与过程，显然体现了更多“向旧看”的特征，这显然是不符合邓小平同志“面向现代化”的要求的。
在思想文化领域，动辄强调“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不承认或回避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丧失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主动地、积极地、谦虚地向外国学习的精神，仅仅因为GDP老二，就有了“中国没有榜样”的底气。这种“风景独好”、“妄自尊大”的精神状态，如同一个刚刚填饱肚皮的饿汉大声宣布“唯我幸福”一样可笑。不是不应正视“中国国情”，不是不应体现“中国特色”，如果这种强调过于偏执，过于极端，甚至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把中国变成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异端”与“另类”，只会适得其反。在一些人眼里，一切外来的东西，都是欧风美雨，都是“敌对势力”;一切舶来的东西，都是欧风东渐，都是“西化”、“分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完全不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人类共同的文明与价值，完全忘记了国人曾经大肆宣扬过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只承认文化的本土性、民族性、内生性，而且眼睛向内、自我膨胀、拒绝接受人类共有文明，反映的是典型的“向内看”的思维，也是对邓小平同志“面向世界”要求的公然背离。
在继承传统方面，在有关的讲课与发言中，无论文化、道德还是政治，不是千百年前的“礼义廉耻”、“慎独”、“修身”，就是数十年前的“红色文化”，甚至怀恋“前改革开放时期”。继承本民族的原有文化没有什么不对，但当视野与焦点只集中于远古的文化遗存与过去的政治记忆，面对当代世界民主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面对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面对带有鲜明时代性、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化因子与文化形态，视若无睹，置若罔闻，抱持着古墓葬或线装书这类古老的文化遗存，抱持着并非没有可议之处的“红色遗产”，抱持着已经被我党抛弃了的计划经济，品鉴着，欣赏着，陶醉着，试图从中发现比宇航时代、网络时代更为先进的文化要素，这种以“向后看”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与邓小平“面向未来”的要求，构成了多么鲜明的反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呢?冥思苦索不得其解，忽然恍然大悟，我以为，这与“文化传承”这个要求有着直接的联系。“传承”者，传递、传接、薪火相传之谓也;继承、承受、一脉相承之谓也。这一概念本身，从开始就确定了在文化问题上“向旧看、向内看、向后看”的文化基调，这就是为什么是“文化传承”，而不是“文化创新”、“文化引进”、“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这种关于文化传承的学习与讨论，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大学文化在把自由、开放、自主、多元视为畏途的同时，日益向保守、封闭、控制、一统倾斜，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似乎早已忘记了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