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留学，更多的是公派留学，是一种不充分竞争下的、无奈的精英留学；而今天的留学，变成了全民留学、大众留学，人们有选择的自主留学。
1979年，文革后的中国第一次派出50位年轻人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他们首先统一去了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到了那边之后，他们开始给各个大学写申请信。
然而，登陆美国的这一批留学生，还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跟美国的大学联系；甚至对方回复的信件他们也看不懂——当时两个分别来自上海生化所和北大的生物学老师，对分子生物学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25年之后的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后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已近82万，回国总数近20万。有人评价说，这一代华人留学生和海归学者对中国所做的最重要贡献，一是打破了思想禁锢；二是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第三才是带动了大陆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一评价显著有别于当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那21位早期的留学人员。
饶毅：感谢新政策
允许普通百姓自由出国留学开始于1985年。而今年刚从美国西北大学回国就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有幸最早享受到了这一政策。他在自己办公室为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出国的故事，以及当时中国的“留学环境”：“上世纪70年代末期，《大众电影》的封底出现了《灰姑娘》的画面，舆论大哗，认为这是黄色的；电影中第一次出现接吻，也被看成是不得了的事情；而文革中，如果你把学术论文寄给国外的学术期刊，就有可能被打成‘里通外国’。”
“出国留学”的思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当邓小平提出要送一部分人出去留学时，反对者依然不少；此后出国政策一步步放开，每一步都受到重重阻挠。
一开始是不允许自费出国的，只能是公派，后来开始允许有海外关系的那些学生出去。
饶毅在美国碰到过一个比他早几年出去的女留学生，她是通过考试获得公派出国机会的，可能是改革后第一个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她说，当她当年拿到出国通知时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去问邓子方(邓小平的儿子，改革后最早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之一)：“我们真的能出国去留学了？”
饶毅1978－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就读大学，1983－1985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究生。“我父亲在1982－1984年去过美国，对我了解申请程序有所帮助。”1984年，饶毅开始申请。“当时还需要海外背景，我有亲戚在美国，所以是有审批条件的。现在，只要拿到了美国方面的奖学金，去公安局办护照是很容易的事情。但那时还不行，还要去很多地方申请，需要从自己单位开始层层审批，走一系列很困难的程序。当我拿到美国方面的通知时，政策刚好下来：不需要审批了，允许自由地自费出国留学。”
当时饶毅他们这一批学生都很感激政府：没有这一政策改变，很多人将完全是另一种命运。不过新政策下来之后，一般学生再开始申请，大多数要到1986年才能出去。“1985年享受到不通过审批就办理出国手续的学生显然很少，应该也就是几个人吧，我成为这批留学生中的一位。
精英层的自觉
出国前，饶毅阅读了大量文献——那个年代，30－50岁的人大多数英文不好，他们读文献是比较困难的。“但我的导师张安中教授英文很好，她是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的长女。她有一个女儿大家都熟悉，就是著名电影演员陈冲，当时可就是一个大明星。”饶毅说，导师给了他很好的帮助。
饶毅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同寝朋友鲁白(现在也是著名的生物学家)，他们两个人在学生里面办起了一个文献阅读会，饶毅把分子生物学的知识用在神经生物学，介绍给大家；而鲁白是研究记忆问题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兴学术方向，大家取长补短，相互交流。
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饶毅选择了分子神经生物学这个方向，因为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其未来的前景；并且，他也很明确，必须出国深造。“那时，对于自然科学的这些领域，要取得成就是必须出国去留学的，国内外差距太大了。”
申请进入正式程序，饶毅开始找人给自己写推荐信。“那时有一批美国科学院院士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做药理研究的教授A. Goldstein，是我的导师接待的。我就问他，你可不可以帮我写推荐信，他答应了。另一个，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圣迭哥加州大学神经生物学家T. Bullock教授，则是来访时我自己去找他的，他也答应了给我写推荐信。最后一个给我写推荐信的是冯德培先生，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一个崖岸高峻的人，做学问做得很好。我不敢直接去找他，我的老师张安中把我推荐给冯德培先生认识，他后来也答应了给我写推荐信。”
饶毅自己都为此感到骄傲：能够找到三个美国科学院院士写推荐信的留学生，到现在估计也不多见，或许已经成为一个纪录。
1985年，饶毅被哈佛大学、旧金山加州大学、圣迭哥加州大学、爱因斯坦医学院等四所学校同时录取为研究生。饶毅最终选择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现在的学生，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只是去网站上看一下排名，就做决定，这是不可取的，必须充分了解你自己所在专业的情况。比如耶鲁，排名很靠前，但它主要是社会人文学科强，理工科要弱很多。”
徐小平：出国理由的困惑
尽管没有像饶毅一样成为全球生物学界知名的科学家，但现在新东方任职副校长的徐小平，在中国大众中的知名度或许并不比饶毅差。
“我是1987年的最后一天出国的。1983年，我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意识。中央音乐学院有很多公派留学生，我们其实也想去，于是开始跟一些朋友商量要不要出国。”
徐小平说，当时他们对国内的工作和发展还充满理想和激情，期待着“未来的召唤”。“我们讨论的是：出国会不会损失我们将来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更多考虑自己的创业机会。”而那时，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的道路显然没有现在这么多，“当时北外有一个同学，毕业的时候发问：到底是要做部长还是做教授？似乎可以选择的路除了从政就是做教育。”
徐小平毕业后在北大团委工作，当时有一个同事，托福考了630分，能够被派去哈佛法学院留学，而最后他决定不出去。“现在，他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要说的是，25年前，我们有着雄伟的社会理想，在这个理想面前，出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到了2002年，已经回国在新东方工作了七八年的徐小平，提出了“反对盲目留学、提倡有目的的留学，要为了回国而出国”的口号，他认为，这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跟他当年的心迹是一致的。
徐小平说，上世纪80年代早期，他们的出国热情被社会激情所掩盖，到了80年代中期，出国热情依然不够强。“那时我们完全处于蒙昧状态，出国为了什么？我依然没想清楚，不知道出国能够带来什么。这时有一个朋友——现在也是杰出的学者——跟我说，出去吧，出去可以解决‘八大件’(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八种家用电器)的问题。作为北大的一个学者，他当时对出国还有着一种道德上的不安，而从家庭责任方面找到了一种心理平衡。
“留学重组了我的精神”
徐小平说，他出国之前去换钱，那时国家只能允许一个人换100美元。在换钱的地方，他看到一个美国人，手里拿着1万元人民币的外汇券——相当于1.5万元人民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当时就在想，我要是回北大，每个月最多只能挣到100元，要挣这么多钱，需要150个月，也就是12年！这让我对自己本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一直说我们优越，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优越。”
徐小平带着迷茫和痛苦出国，甚至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10多个小时以后他到了美国，他的一个朋友带他走进一个超市。“超市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水果和奶酪。奶酪有几十桶上百桶，各种乳制品琳琅满目；而来自于全世界的水果这里都有。1987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抢购潮,我出国前在上海第一百货，只买到一个20元的收音机。坦白地说，当时我并没有崩溃，我在想，我们美好的制度是一个货架，这个货架上还需要放上东西。”
而走进书店，徐小平看到了各种国内禁止的杂志和书籍。“但我并没有从中看到什么不好：伟大的思想看来可以跟卑微的人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对徐小平触动最大的还是另一幕场景。
1987年10月，美国经历了黑色星期一，股票市场暴跌，国内对此纷纷做了报道。“我在年底最后一天的半夜到了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圣诞节的灯景还没散去，每家每户的门前，景色就跟童话世界一模一样。我没有在这里看到悲伤和崩溃，相反，我从小到大梦想中的童话世界就在眼前。这一切与中国只隔了10多个小时的飞机旅程，在这一差距面前，一个30多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进行了重新组合，就如同山呼海啸一样地剧烈，也奠定了我一生追求的精神基础。”
徐小平说，他学的专业是音乐，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收获不在于本专业，而是对西方社会大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包括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等有了深刻的了解。
俞敏洪：中学毕业就出国是趋势
俞敏洪因为创立新东方而名满天下，但却是一个从来没留过学的“留学教父”。
“不夸张地说，没有新东方的话，今天中国出国留学的学生不会这么多。”俞敏洪说，新东方的出现和发展刚好迎合了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潮流，实际上也带动了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潮流。
在俞敏洪刚刚开始办托福和GRE班的时候，北京已经有三四家这类学校，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前进学校比新东方要有名得多，当时的学生都是从北往南去上海学托福。“新东方与众不同的是，这里面并非只有教英语的老师，而是汇集了一群乐意去感知社会变化、以及推动社会变化的人——这是北大出来的这些人的‘通病’。我们当时已经认识到推动留学潮流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这也是我自己后来一直把新东方做下去而没有出去留学的原因。”
俞敏洪说，他们有意无意地在倡导一种通过留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概念，但同时也倡导，假如你留不了学，也可以改变自己命运，两种概念并行。
新东方在辅导、培训英语考试的同时，还做了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告诉学生怎么样出去留学的普及工作。中国很多学生都希望自己出去留学，但不知道该怎么出去，包括一些基本申请步骤、各个国家对待留学生的区别、各个大学颁发奖学金的流程和决策有何不同、读研究生和读博士生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等等。新东方的普及工作使得大量学生自己就完成了出国留学的整个过程。“新东方是除了北大图书馆和北京语言大学之外，在当时还没有网络的情况下第一家引进美国大学招生简章及其目录的民间机构。”
新东方还提倡了一种理念，就是学生应该从中学毕业就去美国读大学。
“现在，从高中去美国读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这跟新东方的鼓吹有一定关系。我们认为，未来——或许是15年以后，最有竞争力的不再是那些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再去美国读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生，而是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都在美国读的那些学生。我相信15年后这种状况一定会显示出来，这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现在，新东方从少儿英语一直到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都在做。
从学生的构成来看，新东方“学员”原先是本科生和硕士生最多，后来逐渐变成以本科生为主，现在则是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各占一半。俞敏洪说，从以留学为目标的角度分，中学生已经占到了大约1/3的比例。
新东方：从鼓励出国到号召回国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徐小平、王强等人回国之后，新东方开始明确地同时推动出国留学和回国创业两种潮流，提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这样的计划。“1997年以后，我们开始去美国各个大学演讲，从哈佛、耶鲁到普林斯顿，鼓动中国留学生回国创业。”
俞敏洪说，他看到了一种好现象：1997年他们去美国一些大学演讲，问学生毕业后愿意不愿意回国工作，当时最多只有1/3的人举手。“现在呢，我最近去哈佛商学院演讲，结果发现，愿意回国工作的学生几乎达到了100%，只是还不知道回来后该去怎么样的单位，该怎么样去创业，或者从什么样的工作开始入手。”
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的创业环境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与中国留学生的出国和归国互为因果。坦率地说，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多学生出国留学，现在的改革和开放速度也许会受影响。因为留学生带来了很多新理念新思想，同时很多留学归国学生参与了这个过程——很多‘专家官’都是留学生，而且以后这样的人肯定还会越来越多。”俞敏洪说。
更需要的是“精神留学”
“20多年前的留学，更多的是公派留学，是一种不充分竞争下的、无奈的精英留学；而今天的留学，变成了全民留学、大众留学，人们有选择的自主留学。”徐小平如此概括改革后中国留学环境的变迁。
从整体上看，早期出去的人大多是为了学科学、工程，稍晚才有了一些学管理的、学经济的，而拒绝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一直到1995年徐小平回国的时候，还几乎没有出去学法律的。徐小平认为这是一种留学的先天不足，也是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缺失——最初的留学政策导致了留学生专业的不平衡。
徐小平记得直到1986年前后有关单位还在强调，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政策的倾斜和引导，左右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选择。
“这一后果已经在今日之中国显现出来：我们对外宣传、对外谈判的人才很少，懂得西方教育的人也不那么够。我因此鼓励中国留学生朝法律、新闻、人文学科方面去努力。”徐小平说，现在，由于经济能力、政治认可、以及留学生回国后选择的多样化三种因素作用，学人文科学的留学生越来越有了适当的气候和土壤。
徐小平现在给新东方的学生传播这样一种思想：“中国经济有70%涉外，可是中国的人才有70%涉外吗？如果有70%的人才涉外了，那么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会和中国制造一样，有着震撼全球的力量。但我们显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新东方正在努力去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留学理论，作为鼓励当代青年出国的理由之一。”
徐小平表示，他希望留学生能够达到三个目的：获得就业竞争力、获得行业竞争力、引领和启发社会的能力。这第三个目标需要对西方社会有很深入的了解。
徐小平最后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碰到一个女孩，家里花了一百多万人民币让她出国学习，学的是英语，回国后在一个大学教书。徐小平让她来新东方，跟她描述了来新东方有无限美好的前景之后，她被感动了，激动得脸红心跳，但她最后突然说了一句话：新东方不正统——因为新东方是民营的、私有的。
“这个女孩出国学到了什么呢？她学到了英语，学到了技术上的东西，却没有学到现代西方文化里面精髓的东西——独立、自由，以及一种观念：个人力量、民间力量在推动社会前进过程中的重要性。她完成了表面上的留学，没有完成精神上的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