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有个梦想：送南开最好的学生到世界最好的大学留学，再把他们请回来。
有过12年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的饶子和院士强调，希望送学生去世界一流的大学。该校已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莱斯大学等名校达成选派意向。
2007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启动。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的五年计划，每年增加公派5000名博士研究生，从北大、清华等数十所重点大学选拔。
此前，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名额是每年1000名。新的项目实施后，不但数量上猛增，结构上还扩大了博士生的派遣专业。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助理兼出国留学工作处处长张宁说，再算上选派的高级研究学者、博士后、访问学者等项目，2007年我国留学生公派规模首次突破1万人。
张宁说：“这是新时期我国教育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对1978年邓小平同志关于扩大派遣公派留学生指示要求在新时期工作中的全面落实，是我国公派留学工作一个具有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30年前，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留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喜所认为，是改革开放拉开了第三次留学潮的序幕。邓小平的指示，迎来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留学大潮。
据张宁介绍，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教育部先后批准了400多家自费留学中介机构，完成了为自费留学修“明渠”工作。
进入21世纪，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大幅增加。1999年出国留学总人数为2．4万人,2000年为3.9万人，2001年超过8.4万人，2002年达到12.5万人。自此，每年留学生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其中自费留学比例占90％以上。
2003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项目开始设立。
“许多家长节衣缩食、东借西凑，千方百计送子女出国留学，这在客观上弥补了国家扩大留学教育经费的不足。在晚清和民国，也有一些自费留学生，但和改革开放后的自费留学生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李喜所说。
他指出，在近代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中，留学生都是“弄潮儿”。凡是中国留学生高潮的时期，都是中国现代化进展的高峰期。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剥离的鱼水关系。
今天，“留学生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联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紧密，留学生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突出。”
张宁也指出，长江学者、“973”计划和“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等拔尖人才，绝大多数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并且大都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近年增选的两院院士，拥有留学经历者高达90％以上。
据李喜所教授观察，此次留学潮不仅大大超越了20世纪的前两次，还呈现出三大新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拓宽了留学渠道。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鼓励出国留学。
第二个特点是国人的留学意识空前提高。改革开放之前，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讲，出国留学是不可思议和十分遥远的事。但如今想办法让子女到国外留学，则变为街谈巷议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是中国人渴望走向世界和留学意识高涨的显著标志。”
第三个特点是留学潮产生了全方位的社会影响。30年来的留学潮时间长、人数多，留学生真正成了中国和世界联结的纽带。“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和准确。”
此外，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具有多元的开放色彩。他们不局限于单一的归国服务的传统模式，还创立了中外结合或来去自由的国际合作新方式。李喜所强调，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和划时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