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3日电美国《世界日报》日前刊出社论认为，百万人留学不能简单说是中国人才损失。如果从美国和西方抢夺中国人才的角度看问题，那就问题更大。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每年度的高考，被认为是年轻一代人生的“鲤鱼跳龙门”，一如过去的科举赶考。
但是，今年的高考，中国大陆有84万人弃考，其中不少人是因为直接选择出国，有的大城市重点中学的重点班，全班的优秀生都参加了留学生的各种考试，拿到了去欧美名牌大学留学的资格。
如此一来，舆论大哗，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家，滞留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达到百万人之巨。
我们认为，简单从人才流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失之偏颇，如果从美国和西方抢夺中国人才的角度看问题，那就问题更大。
确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才外流的现象有增无减，不单是留学生的问题，许多教授、总工程师级别的人才，也纷纷移民海外，年龄大一点的，目的是为了下一代，为此，他们做体力工作，作家庭保母，都在所不惜，我们常常呼吁美加两国政府和社会，要善用这些有才华的第一代移民。
这些移民牺牲自己，成就下一代，显然认为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西方国家的教育水平，对未来人生的可能性追求，前景都要好很多。
这种思路延续到今天还是没有变化，只是因为中国经济起飞，经济能力加强，不需要中年父母亲出来移民，为孩子们铺路，而是为孩子们准备充足的学费，就可以让孩子们飞到海外去了。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大幅增长，但是，整个教育的环境，尤其是教学质量和科研环境，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再加上社会“崇洋媚外”的大氛围，也没有任何改变，大量留学生的出来，就理所当然了。官员还有大企业的老板，他们大部分人也都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就更带动了留学的风潮。
显然，中国的高等教育要留住优秀的孩子，恐怕就要做大的改革，而中国经济尤其是人均收入也要有大的提升，这样就可能留住部分人;再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公平的竞争环境建设、法制的健全等等，都是留住人才，或者说减少优秀人才移民的关键。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百万留学生走向海外，并不能简单归纳为是人才流失，是中国的损失。相反，中国在其中是得到很大的利益。
首先，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出国，减少了中国大学招生的压力，高等院校的资源可以让更多的中国学子使用，百万学生留学，国内就可以多招百万。
其次，海外留学生在西方名校读书，学成后部分回国，就可以发挥中国大学教育无法做到的知识能量。
第三，即使留学生滞留不归，对中国也没有坏作用，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海外华人学者，企业家对中国的贡献相当大，对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四，海外华人社群的壮大，华人参政的积极化，对居住国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对中国正面形象的确立，都有无法低估的作用。骆家辉、朱棣文、杨振宁、邱成桐等华人，也都是最好的例子。
在过去冷战对抗的时代，人才流出，可能会造成一国损失，一国得利。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人才的流出，可能两边都得利，而且人才的出和进是动态的，双向与多向的，不能简单概括成零和的“战争”游戏，当然，为了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来归，国家和社会都要共同努力。
愤怒学生组团请律师
学校宣布倒闭后，400名学生提前“肆业”，沦为“失业族”。在烈日高照的夏季，他们还要在学校、教育部和媒体之间往来奔波。Brookes Business School的欺骗和不负责任令他们变为一群“愤怒的青年”，但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愿将这坏消息告诉远在中国的父母。
身在中国的一位受害学生家长告诉记者，自己是见报后才得知此事，但却只能在国内干着急。“我原本想飞过去，我女儿不让，说她自己会去解决。”并称他的女儿和同学已经找过很多部门，比如教育部、消费者协会。
不过，情况并不乐观。这位家长说，“很多部门都在踢皮球，没有明确的答复和具体的解决办法。孩子们现在很无助。”
慧欣对侨报说，学生们缺少来自社会的帮助，“我们都是自己组织起来在索求我们的权利。有关部门都去找过了，但没有人回应我们。接下来，我们打算找律师打官司。”
事实上，此前已有19名该校学生组团聘请了律师，这条消息在新加坡社会颇引人关注，学生们甚至接受了电视媒体的采访。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Brookes Business School的负责人叶志文在6月底已被警方逮捕，他并不否认学校授予学生假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文凭，但他另有一番说辞。叶志文声称自己向一名越南人购买了提供这所澳洲大学课程的代理权，却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声称自己也是受害人。目前，叶获得保释，协助警方调查假文凭事件。
不过，在叶志文名下还有另外一所学校Stamford Global Learing Centre，在7月14日也被新加坡教育部取缔了注册资格，约40名学生受到影响。
眼下，学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是如何拿回已经支付给学校的学费。慧欣对此案的前景颇为悲观：“我觉得我们会打赢官司，但是钱是不是赔得回来，就不得而知了。”
新加坡私校问题日益严重
Brookes事件发生后，新加坡民办教育总会表示，将根据学生的学科，把他们分配到总会属下的其他私校。但是，总会同时表示，只负责帮学生找学校，至于相关学校会否另收学费，他们无法干预。
与此同时，受Brookes事件的推动，新加坡教育部门近期将向国会提交“私校教育法案”，要求改善私校的营业诚信及保持营运水平。
随着当地私校越开越多，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也日渐显现。
新加坡消协透露，今年前6个月共接到了763起针对私校业者的投诉。过去两年有关私校的投诉也有上升趋势，去年有1368起，前年1038起，增加了三成以上。而针对Brookes的投诉，今年至今已多达140起。
慧欣表示，学生们普遍认为，Brookes Business School在新加坡开设多年，教育部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必要时，我们会起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