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原地踏步还是呈现拐点？

2007年的高等教育界出现了哪些引发社会关注的事件、现象和政策？到底有哪些能成为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进程的一分子？

　　本报特别采访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关注教育的学者、大学管理者以及资深媒体人士，他们对公众关注的热点以及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进行点评，并分析影响高等教育进程的可能性。

　　无亮点说

　　程方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与科普研究所所长)：

　　教育问题日益清晰明朗

　　今年高等教育的亮点不是很突出。很多问题都比较清楚和明朗，现在由坐而论道逐渐转向务实。大家都去做，声音就不像以前那么激烈。

　　比如，过去大家都说一流大学，现在看来一流大学不光是怎么学国外的，还有怎么把握自己的优势，中国人民大学把传统书院结合在自己的发展中，这个是很好的思考。

　　再如，高校行政化问题，前几年，大家从理念政策法规的比较方面关注得比较多，现在大家都关注实际操作。有的学校引进国外的校长，或者搞各种各样的改革。

　　我认为，高校过去的本科教育有点失去自我，高等本科的质量和特点应怎么把握，社会上关注得不多，但今年提得比较多。所以我个人感到很多高校由原来的消极应付评估变成现在的积极适应评估，因为评估是对教育教学改革的促进。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教育不能失去学术标准

　　今年国家推出了教授评级制，就是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分为几个等级。我们学校这两天都在评，其中教授分4级，这和工资挂钩。这个评级标准我把它称为国标，即国家级项目、国家级奖励。

　　这个评级制度会变成教育界没有学术标准，只有国家标准。为了在同一职称中达到更高的级别，教授以后会拼命去争取国家级项目，而没有办法安心做学问，这个弊端会慢慢显示出来。

　　对于今年高等教育无亮点的提法，我认为这并不是肯定也非否定，因为中国高教不能再折腾了。让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很重要，否则，大量精力都耗费在学术以外的事情上，教育还有什么希望？应该少点国家标准的东西，让大家耐心下来做学问最重要。

　　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在原来问题上的重新演绎

　　总体看来，教育是在原来问题上重新演绎。出现的一些问题、一直在提的建议，都给大家似曾相识之感，只是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借新的机会表达出来。

　　大学行政化问题最为激烈。首先是人事冲突，不管是张鸣事件还是张维迎事件以及安徽大学的魔芋大王事件，这些事情都是大学行政化的继续，并不是今年的新东西，而是进一步以更密集的方式显示出来。这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这种现象还会继续接连不断地出现。高校官本位很严重，影响了大学作为社会灯塔的作用。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可以让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高校行政化的弊端，但如果不能起到推动行政改革的作用，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其次是行政评估。今年进入本科评估的高峰年，评估是教育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北大清华复旦同济都接受评估，而围绕评估利弊的争议不断。如何淡化行政评估，而强调市场中介评价，这是困扰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

　　只有专科学历的谢咏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只是当前教育制度下的“灵光闪现”，不具有普遍意义。客观上说，校长、院长个体，在当前有作为的空间，但这一空间比较狭窄，中国高校要改变当前行政决策力量过于强大并影响学术发展的状态，需要更多的来自政府的力量以及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教育改革。政府一定要推动与学校的关系的调整，而不能固守当前这种关系。例如，减少对高校的行政评估是调整这种关系的重要方面。

　　高考改革依旧令大家关注。高考30年是今年又一大事件。在纪念高考30年中，反思高考制度的文章很多，对高考改革的建议也不少，但是，由于受到对教育公平的质疑，高考制度的改革很难全面推开。2006年，复旦、上海交大率先进行了自主选拔录取试点，今年招生名额从300名扩大到500名，算是改革试点的一大进步，但总体来说，高考改革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

　　贫困生上学难问题正逐步解决。相对来说，比较具有积极意义的高等教育事件，一是免费师范生政策。这给一些学生提供了免费读书的机会，同时可促进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发达地区的师资力量问题。二是国家加大国家助学的力度，这对切实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解决贫困生上学难的过程中，民办高校学生的不平等地位和对贫困生采取评议方式确认等也表明，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更大的努力。

　　我们期待教育每年都能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并将这种变化导入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还有如自主招生、培养成本等问题没有进展。这些问题，其实需要我们总结以前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改革中，朝解决问题或者更好的角度发展，只有一步步沿着正确的改革方向迈进的改革，才可能使高等教育改革找到突破口，并由此推动整体改革。没有这样的改革，一味等待整体、宏观的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利于中国教育发展的。

　　王晓渔(同济大学副教授)：

　　谢泳仅是个案

　　今年中国高等教育不进反退，近两年被反复批评的学术行政化愈演愈烈，希望学术行政部门去行政化就像盼望一个人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基本是不可能的。

　　像北京大学也迫于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的压力拆除三角地信息栏，说明“大学之大，已经容不下一个信息栏”。这种状况怎么可能有大师？即使有凤凰，在这种鸡窝里也多半忙着与鸡争食。

　　张鸣事件更能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普遍状况，而谢泳事件仅仅是个案，总而言之，两个事件都无法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因为高等教育还是“由上而下”地管理，学者的抗争或者个别院校的微调只是死水微澜。尽管如此，陈丹青、张鸣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依然值得我们关注。

呈现拐点说

　　潘懋元(厦门大学教授)：

　　更加注重教育公平

　　今年高教界最有影响的大事是政府更加注重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对困难学生的资助上，今年是力度最大的一年，不仅如此，范围也由原先的公办大学扩展至公办的高职、高专院校，让更多的困难学生享受受教育的权利。

　　据统计，目前在普通大学、高职高专学校就读的困难学生要多于在重点大学就读的困难学生。但是，工人、农民子弟能进入重点大学就读的数量还在相对下降。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土地置换是化解高校债务问题的有效途径

　　今年最有影响的事件是高校寻求用土地置换的方式来偿还高额贷款。像吉林大学提出用土地置换的方式来还贷，并得到教育部的同意，但是国土资源部却有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教育部称高校可以通过校园土地置换的方式解决高校债务问题；另一方面是国土资源部又强调，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政府两个部门形成PK的局面。

　　对于某些高校来讲，目前的债务问题非常突出，如果高校不能顺利化解目前的债务问题，那么这笔债务势必变成政府买单，政府买单就是老百姓买单。

　　在银行方面，如果债务问题不顺利化解，银行也面临着很大的金融风险。高校债务不化解，对社会、政府、银行、学生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支持高校，高校经政府批准将原先无偿划拨的土地挂牌上市，将出售土地所得的30%~40%交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从中拿出5%~10%来用于当地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以改善当地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这是一种多方共赢的方式。因此，用土地置换的方式来偿还贷款是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一个可行的、有效的途径。

　　对于高校土地置换还是要区别对待，目前很多高校在城市中心区域有一个老校区，由于发展的需要，又在城市边缘购置土地建设新校区。可用于置换的土地，应严格局限于高校处于城市中心区的老校区，而新建设的校区土地是应该禁止置换的。

　　高校用土地置换偿还贷款的方式也不会刺激高校的贷款需求。首先由于高校债务严重，债务已经达到学校资产的40%，已经处于不安全的状况，这遏制了高校的贷款欲望。其次，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也对高校增加贷款实施了有效监控。银行为了防范风险，对高校贷款也采取了紧缩银根的措施。

　　高校的债务问题是历史形成的，主要是满足老百姓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要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高校本科评估的压力造成的。风险总的来说还处于可控的状态。高校这些年近3000亿元的贷款也形成近1万亿元的国有固定资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因此高校贷款是合理的、必需的、必然的，也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成绩还是主要的。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等教育也要引进竞争机制

　　今年高教界最有影响的事件一个是本科评估，另一个是张鸣、邹恒甫事件。

　　张鸣、邹恒甫事件为行政权力和教授权益矛盾的激烈体现。如果要保证大学的自由发展，必须采用教授治校的方式，强调学术标准而非行政标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行政化不是越来越削弱，而是越来越强化，张鸣、邹恒甫事件可以启发人们更多思考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什么叫大学？从事大学管理的人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大学应该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目标，以传承古往今来的知识为己任，带领学生追求新的知识和真理。行政权力过大是不合理的，教授的独立性、职业保障应该受到保护。

　　从根本上讲，解决大学行政化问题的途径还在于大学多元化，不仅仅有公立大学，也应当有私立大学，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大学中来。现在大学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国家应该给予更多的办学权力和机会，让大学有平等竞争的基础。这些措施目前都可以推行，只是法律上简单改变就可以。

　　这种私立大学应与现在的民办大学有区别，它们有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应该如以前南开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让真正的教育家办大学。有竞争，让人才和资源自由流动，办不下去的大学自然淘汰，这是促进大学发展的有效方式。

　　尤小立(苏州大学副教授)：

　　学术标准要大于行政标准

　　今年的张鸣事件是高教界的一件大事。应该说，它是大学过分行政化造成的行政领导和教授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的一个反映。大学过分行政化在当下中国的大学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的负面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职称评定过程中的非学术因素、学术官员小圈子化、宗派化等等。

　　大学体制如果还是这样继续不变的话，大学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张鸣事件对体制的变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至少可以让教育行政和管理部门意识到问题所在，以便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整，让整个高教管理体制变得更加合理。

　　在我看来，张鸣事件的矛盾核心主要不是个人恩怨，而是行政标准和学术标准之间的冲突，院长作为行政领导可以左右教师的职称评定，这就是大学过分行政化的突出表现。这也引申出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到底是以学术标准还是以行政标准？到底是学术委员会说了算还是院长或校长一人说了算？

　　当下的中国大学由于以行政标准为主，类似事件一直都有发生，但是影响都不大。张鸣事件的核心人物都是知名的学者，所以更容易引起关注。大学的改革目标必须是围绕着树立以教师和学生为中心来进行，管理层不仅应该精简，关键是要体现为以上两个中心服务的意识。

　　顾晓鸣(复旦大学教授)：

　　由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分界线

　　今年是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到大众化转变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以几方面的变化作为依据。下半年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话题越来越多，其中高校的大学生就业工资要求大大降低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如果说以前大学生对薪资的要求还比较高，还不容易找到工作，现在情况不同了，大学毕业生自己把薪资要求降了下来，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他们在就业中也遇到很多问题。对大学生来讲，天之骄子的光环慢慢褪去了，大学作为一个普通的受教育的阶段被凸显出来。

　　在大学里，职业指导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学校帮助学生找工作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精英教育正在向大众教育迈进，高等教育的大众时代已经来临，这个分界线就在今年。

　　这一结果造成新问题出现。这种转化给更多的人提供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换另一个角度讲，高教精英化程度的降低会让学生忘记自己的使命，大学生在民族创新中的地位应该在哪里？现在大学生所做的事务性的工作更多，对真理追求的志趣在降低，功利化的思想越来越多，读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及找好工作，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是有危险的。此外，如果忽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我们以后做的工作将不是“无中生有”的工作，而是跟着别人走，同时，片面的“通识”教育和多学位的安排，在适应就业的同时，有可能削弱专业在学和教两方面的深度和扎实基础，这将危及到我国的持续性发展。

　　龚放(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成为主旋律

　　今年的特点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成为主旋律。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先后召开了4个教育座谈会，其中高等教育的座谈会集中探讨了高等教育的质量、特色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3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槛之后，能否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其中又包含着能否在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取得突破的问题。在2008年，质量问题会更多地成为教育界和社会关注的重心。高等教育数量的扩大和规模的发展，将让位给内涵的提升和质量的保证。“质量”主旋律至少将延续三五年。

　　从2003年启动的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已经进入尾声。这一评估对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防止质量滑坡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同时，评估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和问题，也将对本科教育质量的分类评估、科学评估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期待5年评估实践的总结和理论研究能够将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推进一大步。

　　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正向两端延伸和拓展。前不久在诸多大学和诸多学科领域进行的博士教育质量现状调查，是高等教育质量向高端拓展的一个前奏。

　　重点建设好100所示范高职高专院校，则意味着提高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的问题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孙勇(西北大学校长)：

　　质量工程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契机

　　今年最有影响的事件有3个：第一，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启动实施。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话题，本科教学工作更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以质量工程为契机，高等学校加大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力度、深化教学内容和方式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从实际行动上真正做到对教育的优先发展、优先投入，是解决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第二,《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下发实施。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等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政策体系将逐步形成。但是，要彻底解决贫困生问题仅靠政府和学校是不够的，对发展中的中国更是这样。还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引导并逐步形成全社会关注教育、捐资助学的良好风尚。

　　第三，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稳步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其要义在于“导师负责、导师资助”。无论就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所处的位置，还是就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及其本质而言，实行“导师负责、导师资助”都是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研究生不研究”的问题，才能谈得上创造、创新、突破。

　　邬大光(厦门大学副校长)：

　　提高高教质量不仅在本科

　　今年对中国高等教育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质量成为高等教育主旋律并全面启动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控制研究生招生规模、试点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和实施博士质量调查。

　　在本科教育方面，中央财政划拨专项经费，启动本科教育质量工程。今年，中央财政投入25亿元，正式启动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简称“质量工程”)，而且面对的是全国700多所普通本科高校，近1000万名在校本科生。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控制研究生扩招比例，试点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出席2007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时透露：在未来几年内，我国研究生扩招比例将控制在5%以内。也就是说，研究生培养将从扩大规模向提高质量转变，即今后研究生教育的重点将放在培养质量上。今年国家开始启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现共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7所高校首批试点改革。

　　在博士生教育方面，国家开展博士质量调查，质量工程上延到教育顶层。据教育部统计，从2000年到2006年，在校博士生人数增长了两倍。博士生培养的“大跃进”，即博士生数量膨胀过快直接导致博士教育的师资不足，博士培养质量严重受损。有调查显示，我国每个博导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高于美国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

　　汪大勇(《光明日报》教育部主任)：

　　建设和谐校园成亮点

　　今年国家决定在教育部直属6所师范大学招收免费师范生，数量虽不多，但意义却是深远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招收免费师范生，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可以带动地方师范院校跟进，吸纳那些优秀的学生读师范，投身教育事业。

　　建设和谐校园，构建和谐文化，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一大亮点。党的十七大以来，高校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高校的发展也转到注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轨道上来。教育部组织开展的对高校的教学评估，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袁新文(《人民日报》教科文部教育组组长)：

　　政府推行贫困生资助新政策

　　今年的一个突出事件是对高校贫困学生的资助，是2007年高教界的一个亮点。助学贷款今年实行的一个新政策是生源地贷款，在江西、内蒙古、浙江等一些省区开展，已经被高校录取的学生在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就可以贷款，以保证新生顺利入学。高校今年对贫困生加大了资助的力度，提高了资助保障水平，财政投入大幅提高，后半年投入的资金达到154亿元，到明年上半年将达到308亿元。国家励志奖学金由每个学生每年4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国家助学金由过去每年每个学生1500元提高到每年2000元。这些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对保障学生不辍学方面有很大帮助。最近几年高校收费备受批评，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加大贫困生资助力度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提高高校教学质量也是今年比较重要的事情，比较突出的就是实施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在推行中也遇到一些问题，诸如造假等等。教育部也由此提出阳光评估等理念来减轻高校准备评估的负担，防止劳民伤财的现象发生，保证评估公正公平。最近，本科高校分类评估方案项目已经在教育部立项，目的也是为了让评估更科学、更完善、更合理。

　　高校自主招生最近也引起社会关注，自主招生的学校由原来的59所增加到68所，自主招生高校在招生工作方面有更多的倾斜。此外，有自主招生资格的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其自主招生名额将主要用于免费师范生的招生。对特别优秀的学生，试点学校可以突破考试分数线的限制。其中中山大学的自主招生不仅不看重考生的分数是否达到分数线，也不看重考生在中学期间的成绩，而是更看重考生在考试中的发挥，这对招收所谓偏才、怪才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