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我们的胸怀，拥抱中国，拥抱世界！”日前，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作客第52期“思索讲坛”，围绕着“记忆与梦想——我与上外共成长”这一话题，敞开心怀，和学子畅谈上外新校训“格高志远，学贯中外” 的深刻内涵；畅谈上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畅谈新世纪上外人所应担当的光荣使命和高远的理想追求。吴友富和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于朝晖老师，英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韩殿秀老师一起，在这个普通的星期三的下午，和上外广大学子分享了他们青春岁月的经历与大学时代的感悟，分享了他们对新世纪上外精神的诠释。
师生活动中心二楼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气氛热烈。400多名来自各院系的学生、学生辅导员和吴友富等3位嘉宾坐在一起，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度过了一个汲取丰富精神营养，增强成长成才动力的下午。
“上外校训的演进折射着上外精神的发展与升华”
交流会一开始，担任主持的校学生会主席周瑜首先就上外新校训和老校训有哪些不同之处以及新校训的深刻内涵所在向吴友富提问。
对于这个既昂扬振奋又显得有些沉重的话题，吴友富首先就何谓大学精神和大学校训，从三个层面下了基本定义：“大学精神和大学校训首先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其次是一所大学的历史沉淀浓缩和价值观念精华；再次是一所大学群体风貌的鲜明体现。上外新校训‘格高志远，学贯中外’中的‘格高志远’启迪着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命题；而‘学贯中外’则提示着我们‘怎样培养人’这样一个命题。新校训从这两个层面上宣示了上外的办学特色和承担的使命。”
谈起新校训产生的外部原因时，吴友富作出三点概况：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呼唤；二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新声；三是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型人才培养的时代需求。吴友富认为，“格高志远，学贯中外”八字校训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要求我们每一个上外人尤其是担负着建设创新型国家使命的新世纪上外人必须志向远大，具有国际视野、世界情怀、人文素养和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高超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校训对近60年的上外办学历史来说，是办学精神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对于上外在当今与未来所担当的光荣使命与奋斗目标指向而言，是最直接最精炼也是最清晰的概括。从“文明、团结、求实、奋进”到“格高志远，学贯中外”，上外校训的演进史，从时间和空间上折射着上外办学理念的发展与上外精神的升华。
“上外新校训的产生上外”
吴友富对上外校训的一番精辟解读，让在座学子深受启迪。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吴友富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地与学子促膝谈心的情景，让在座的学子们颇感亲切。接着，主持人周瑜就“新老校训的区别有哪些”这个问题向于朝晖、韩殿秀这两位分别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老师求教。
谈起老校训，不由钩起于朝晖老师的一番美好回忆。她说，她当学生的时候，每逢新生军训、校运动会入场式等活动，大家总是精神抖擞地一边整整齐齐地迈着步子，一边高喊着“文明、团结、求实、奋进”的校训。“那时，我们可是把校训作为一个很有力的口号呢。当时的上外校歌里也有这八字校训。”于老师如是说。
说起新老校训的区别所在，于老师、韩老师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区别：一是时代特征不同，二是具体内涵不同，第三个最大的不同是，老校训虽然意思不错，但明显缺乏对上外的办学特色与个性的显示，似乎放在工农兵学商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挺合适，显然无论其外延或者内涵，都难以明确无误地彰显出正在为实施“四三二一”发展战略，为新的办学目标而奋斗的上外所担当的新使命和人才培养的新特色。
吴友富则从如何准确体现大学价值观的角度，谈了他对新老校训有哪些不同之处的看法。“现在看来，很显然，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老校训已难以体现新世纪新时代上外的价值理念。”吴友富说：“你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这个古老的命题现在依然需要我们直面，需要我们回答。凡成功的大学、有历史积淀的大学在完成以往的使命与任务后，必须要有她的下一个目标，必须要有一个符合自身定位、反映自身特色、值得持之以恒地为之奋斗的价值理念。这也正是上外新校训在一年前呼之而出、应运而生的客观外力与内在动因所在。”
说起老校训产生的一些前前后后的事，吴友富记忆犹新。“我是老校训的参与者之一。记得还是82年的时候，当时，胡孟浩院长专门召集我、盛裕良、余伟康、还有当时的团委书记余兴立等同志开会讨论校训。经过一番认真讨论，拟出了‘文明、团结、求实、奋进’这八字校训。我对其中的“文明”和“团结”这两个词感触很深，因为“文明”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团结”对于当时“文革”动乱结束还不久、教师队伍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团结现象，改革开放也才刚刚起步的上外来说，也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所以说，老校训对当时正在酝酿着建校以来的第二次新起步、新飞跃的上外来说，是起到了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和对办学的鼓舞推动作用的。
“艰苦磨练、勤奋向学，方能成就不凡的人生”
在“思索讲坛”上，吴友富以自己青年年代所经历的种种艰苦磨练为例，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进而也为上外青年学子如何身体力行“格高志远，学贯中外”的新校训树起了一个标杆。
吴友富和他的同龄人在年轻时期所经历的那些艰难磨练，是如今的“80后”学子们难以想象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他，少年时代便遇上三年困难时期，正当求学好时光又遭遇“文革”动乱被停了课，17岁就去了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在江西农村的艰难岁月里，他下过煤矿，在砖厂干过，曾挑着300多斤重的担子一口气走上几十里路，辛苦一年后仅得到的30多元收入，却都被他买了煤油，用在了每天收工后在油灯下的苦读。在如豆一般昏暗的油灯下，他看完了列宁的《哲学笔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巴甫洛夫的《心理学》等外国经典名著；看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艾思奇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中国经典名著。他最初的英语底子就是凭着一股韧劲每天收听外语广播自学出来的。
“来到心仪已久的上外，这使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吴友富回忆起走进上外校园第一天的情景，依然感慨良多。吴友富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他第一次在当时的英语系梯形教室上英语课时听到老师一口纯正的“Oxford English”的那股由衷的震撼。
“还有在当时的俄语系教学楼上的一个形状如‘大饭锅’的卫星接收设备。这样的设备当时上海只有两个，其中最大的一个就在上外。很长一个时期里，“大饭锅”成了上外的一个‘标志’。当时发生的很多重要国际新闻，就是通过这个卫星接收设备获悉的。可惜这个‘大饭锅’现在看不到了。”吴友富道出的这个并不为如今的上外学子知道的“典故”，引来了在场学子一片会意的笑声。
主持人周瑜问起吴友富对上外印象最深最难以忘怀的是什么，吴友富说，对他来说，印象最深最难忘的是上外历史上的一批批学问精湛、师德高尚、诲人不倦的好老师。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批极其敬业的老师，才培养出了一批批语言功底扎实的优秀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在国家外交外事和其他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起领导职务或骨干，其中就有如今的外交部长杨洁篪和我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等。
“我很怀念当时在英语系梯形教室上过的每一节课，怀念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依然倾尽心血培养我们的前辈们，怀念当时每天大清早操场上的晨读时光，也怀念当时曾捧着一个台式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英语磁带，攻克听力难关的情景。”“希望同学们记住，学外语需要天赋，更需要勤奋。晨读等一些传统的好做法应该继续传承和发扬广大。同时，读书要多多益善，知识面必须拓宽。总之，艰苦磨练、勤奋向学，方能成就不凡的人生。”吴友富的亲身经历和一番谆谆教诲，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上外学子，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响起。
“要成为一流人才，就应努力学贯中外，并且学会深刻地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