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又将有30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走进京郊，成为新一批的大学生“村官”，北京将由此实现“村村都有大学生”的目标。
这也是北京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合同期满的时间。2005年，平谷区在全市率先招聘了32名大学生到村里任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助理，合同期三年。
担任带引号的“村官”，这些大学生助理们“履职”三年，他们如何走过？他们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农村又改变了他们多少？记者对首批大学生“村官”进行了调查采访，对他们的三年“履职”历程进行了总结。
■承诺与出路
“虽然待遇并不是最重要的，但肯定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之一。”在回顾三年前自己为何选择“村官”这个工作，不止一个大学生“村官”坦然相告。
2005年，平谷区以政府雇员的形式招聘村助理时，为应聘者开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年薪三万、解决北京户口、优先录用公务员。2006年，全市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时，给大学生们的待遇如出一辙，只是工资变成了月薪制，但平均工资基本相等。
平谷区人事局“村官”办公室主任胡连升说，当时制定这样的政策，就是要让村助理这个工作具备吸引力，真正地让大学生们进到村里。城乡差别使农村成为人才的“洼地”，平谷这样的边远区县尤为明显。多数村普遍存在着一个现象：村里出的大学生不少，可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的一个也没有。
相对优厚的待遇，使村助理的工作进入了大学生的择业视野，而且使这个工作有了一个不低的门槛。胡连升回忆：当时招聘启事得到的反响超乎想象，共有600多人报名，最后经过笔试、面试层层选拔，确定了32人，相当于20人选1。
平谷区独乐河镇北寨村村主任助理贾辉毕业于北京农学院，同班47个同学中，只有自己选择了农村。回想起当初的择业过程，贾辉也有过踌躇。他的家在内蒙古农村，到农村当助理，不是又回到农村了？可贾辉在农学院学的专业是果树管理，在农村能派上用场，而且比较一下自己的几个就业机会，村助理的待遇相对不错，和同学们相比，他的待遇也算中等偏上。于是他签下了协议。
工作一年之后，贾辉就和同批任职的12名外地生源大学生“村官”一起转成了北京户口，而且，他还娶了北寨村的一位姑娘为妻，真正在村里安家落户了。现在，三年合同期满，贾辉又签了续约协议。
不过，在贾辉眼中，大学生“村官”最理想的工作是公务员。和同批“为官”的绝大多数大学生一样，贾辉也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但很遗憾没有考中，“有机会我还要再考一次。”
这一批大学生“村官”中，已经有马坊镇蒋里庄的村主任助理畅泽萍等7人考取了公务员，在平谷区统计局、民政局等单位开始了新的工作。
首批32名大学生“村官”中，有23人和贾辉一样选择了续约，只有2人离开。一个是回家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另一个是根据自己的专业跳槽到了IT公司。对这两个大学生“村官”的“离任”，胡连升认为：“大学生‘村官’已经是一份职业、一个工作，当然有正常的人才流动，完全没必要因为他们从农村出去就用特殊的眼光去评判。”
■带引号的“村官”
马坊镇塔寺村村主任助理黄腾宇，大学的专业是农村区域经济。这本是个“运筹帷幄”的专业，但黄腾宇在村里的实际工作是写作员、管理员、记录员、讲解员、调解员、维修员、普查员、采购员……真正专业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所用不多。
从平谷区对大学生“村官”的考核结果来看，80%的村助理做的是“非实质性的”服务或文秘工作，但有20%的助理，比如黄腾宇，则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村里的决策。
塔寺村面临拆迁，最大难题是失地农民的就业。黄腾宇给村支书出了不少主意，试过利用废弃的桃树枝加工枕头，引进石灰厂，建立西红柿种子研制基地等，效果都不好。后来，他自筹3万元，成立了一家保洁公司。虽然这家公司只解决了几位妇女的就业，可这件事却让黄腾宇在村里得到了一致夸赞。黄腾宇自己也很受鼓励：“这件事至少能给村民们一些启示，在种地之外还有很多门路能赚钱。我想我的价值就体现在这样的地方。”
大学生“村官”的职责主要是协助村党支部、村委会开展各项工作，本就不是什么“官”，上级政府部门更希望他们发挥的是参谋的作用。
在北寨村支书刘永看来，他的助理贾辉是这批大学生“村官”中学以致用非常好的一位，从果树管理专业毕业的他正好可以来“侍弄”北寨村2万多亩的果园。
而贾辉刚到北寨村时，理想可比这要大得多。他曾想过在北寨周边的高山半山腰修条路，再建个凉亭，北寨就能发展旅游业了，他甚至拉着村支书去一个山洞，因为他怀疑这个洞和平谷著名的景点京东大溶洞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开发了也可以赚钱。
村支书有意锻炼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虽然明知此事不可行却鼓励他“试一试”。
后来，用贾辉自己的话说：“上蹿下跳了一个月，什么进展都没有。”他自己就放弃了。刘永这才给他分析这份计划为何行不通。经过这一番折腾，贾辉也明白自己“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北京市惟一的《特色农产品申请书》、15000字的《村民自治章程》、《北寨“十一五”期间规划方案》……贾辉参与了村里所有章程、规划的制定。现在，贾辉又有了3个头衔，爱农信息驿站负责人、北寨红杏检测中心负责人和北寨红杏产销合作社理事，最后一个头衔还是全村人选出来的。
想招商引资，想创办工厂，想发展商业……几乎每个大学生“村官”都是带着“改变一方面貌”的理想抱负上任的。但实际工作开展以后，“村官”们逐渐明白，农村工作，实际上要从身边的琐事做起。
■谁改变了谁？
三年，很短暂。
大学生“村官”们可能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也可能已经在村里留下一些自己印记。
谈到大学生“村官”带给村里的变化，平谷区政府部门有一个普遍的感觉，村里的文案、报告、报表规范了，而且效率大大提高，电子化办公真正能够推行到村里了。
至于更多的变化，则要视每个大学生“村官”和每个村的具体情况而定，不好统一评价。
“大学生‘村官’助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没有具体的标准能够衡量。”胡连升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生到村任职，也就能把知识、能力、眼界带到村里，这些变化是潜移默化的。”
2005年10月，北京市限制禽鸟进京。塔寺村的黄腾宇一听这消息，赶紧告诉村民，家里的猪暂时别卖！过两天价钱肯定得涨。这是黄腾宇根据学过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的结果。过了10多天，生猪价格果然每公斤涨了2元钱。村民们说：“小黄有一套。”此后，经常会有人让黄腾宇给分析市场价格走势。黄腾宇笑着说：“有时我感觉自己和算命先生似的，可是这种分析多少能带给村民一些市场意识，我也乐得给他们‘算算’。”
相对而言，在三年任职中改变更明显的是这些大学生“村官”们。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们，很多人就是抱着丰富人生阅历、锻炼自己的愿望选择当“村官”的。在琐碎、繁杂的村级事务中锤炼三年后，他们普遍的感觉是“成熟了”。
贾辉告诉记者，与参加其他工作的同学相比，自己可能是外表变化最小的，着装甚至还要“退化”一些。每天在村里、田里、果园里摸爬滚打，没心思也没必要注意穿着。不过，有时和同学聚会，明显感觉自己说话办事要成熟得多。
已经考取公务员、在平谷区某乡镇任职的吴天(化名)，甚至改变了自己的性格。
吴天脾气原本很急躁。刚到村里时，村民代表们在一起讨论村办餐厅聘请临时工及工资问题，吴天坚持认为，临时工的小时工资应该比正式工高，否则请不到人。他的想法遭到一些村民代表的反对，双方发生争论。争论未果，他抛下一句：“你们弄去吧，这事儿我不管了。”说完站起来摔门而出。
偏偏吴天所在村的村书记同样是个急脾气，有时和吴天说不到一起，书记能拍着桌子骂娘。类似的争吵有过几次，传到镇里，镇里给吴天调到了另一个村。
吴天说：“其实书记和我只是工作上的争论，私人关系很好。”临走时，书记特意摆了桌酒给他送行，席间语重心长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吴天当时未必以为然，现在回想起来，却感到受用终生。
现在，吴天把他的急脾气用在办事上，是同事中有名的“麻利人”，可待人接物，却老成持重多了。“学会了合作。”吴天这样给自己总结，“如果现在去村里，我肯定能和书记配合得天衣无缝。”
■“村官”不会断线
在合同到期的首批32名大学生“村官”中，有23人选择了续约。不过，续约期只有1年。1年之后，他们又将面临一次同样的选择。到那时，有多少人会选择留下？
“我至少要把任期干满，还有两年时间呢。”黄腾宇说。他的任期不只是塔寺村村支书助理，还有塔寺村党支部委员。去年6月13日，黄腾宇以高票被推选为塔寺村党支部委员，任期为三年。这也标志着黄腾宇的“村官”摘掉了引号，开始真正进入村级事务的“决策层”。
黄腾宇并非第一个进入村级领导层的大学生“村官”，在首批32名村助理中，已经有六七人成为村党支部委员。胡连升表示，这表明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得到了认可。如果不是户口不在本村，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学生“村官”入选村委会委员。
即便不是村党支部委员，黄腾宇也会选择再干两年。2006年，他曾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介绍当“村官”的经验，一位学弟就问他“准备在村里干几年？”黄腾宇说：“五年。”
之所以那时就做出这个决定，与黄腾宇所学的农村区域经济专业有很大关系。他不但把大学生“村官”当作一份工作，更把它视作一个研究范本，“一个村子就是一个社会。先解剖好这只麻雀，以后才能做大事。”一个塔寺村，显然装不下他的真正志向。
而记者采访的另外几位续约的大学生“村官”，对一年后合同再次期满后仍没有作出打算，只能届时再视情况而定。即便是黄腾宇，也表示两年以后“应该不会再当村支书助理了”。而且在续约期内，他们还将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或者考研。
在对大学生任村助理的鼓励政策中，优先录用公务员很有吸引力，但不难看出，这项政策的鼓励方向似乎并不是让大学生们长久在村里待下去。
对此，胡连升表示：“大学生‘村官’政策是要为农村引入大学生这个群体，‘村官’的岗位是不变的，会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轮换。从来没有要求要哪个大学生在‘村官’岗位上呆一辈子。只要他们在合同期内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给村里做事，他们就是好样的！”最后，他又笑着补充：“当然，愿意扎根农村干一辈子的有志青年我们更欢迎。” 照片除署名外，由平谷区委宣传部提供
“村官”女婿的幸福生活
第一年下乡当“村官”；第二年娶妻；第三年有了宝贝女儿。平谷区独乐河镇北寨村贾辉说起自己当“村官”三年的变化，脸上写满了幸福。
2005年4月20日，贾辉第一次走进了北寨村，这天也是他的23岁生日。几个月后，他作为首批大学生“村官”正式上岗，成了村支书刘永的助理。
贾辉的家乡在内蒙古一望无边的平原上，北寨在绵延不断的高山环抱中。大山割裂了北寨两代人的生活。周一到周五，村里除了上学的孩子，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他们都去平谷或者是更远的北京市区去了。
在村里人眼中，贾辉是个有文化的大学生，而他又与自己的儿女同龄，因此是个孩子。这个矛盾的定位让贾辉与村民的交流经常无所适从。
贾辉“从政”第一年，村支书刘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树立贾辉在村民中的威信，在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本来应该由自己宣读的村委会报告，刘永让贾辉来读。
村民们接受贾辉，是因为一次开挖水塘的工程。贾辉蹚在泥水里，甩开膀子干了一整天，比村民们干得都卖力气。大家一看，乐了：“这小伙子行！是个干事的人。”
来到北寨村后，“新官”贾辉前三脚踢得相当漂亮。他在母校老师的支持下，为北寨村先后引进了樱桃、新疆优质杏、怀柔板栗等高效林果品种，改变了单一果品的现状；他根据自己所学，指导农民灌溉，治好了红杏黑斑；他还给村里的红杏建了个网站。
村支书刘永对自己的助理很是欣赏，就给贾辉做了个媒，介绍的姑娘就是本村的崔丽芳。两人一见，果然情投意合，2006年就结了婚。
婚礼那天，要有车队迎亲。贾辉的岳父岳母家收拾出来做新房，新娘子是从平谷城里的姑姑家接来的。喝喜酒的村民们和贾辉的岳母开玩笑：“您这是聘闺女还是娶儿媳妇啊？”老太太哈哈一笑：“都是！一个姑爷半个儿嘛。”
现在，贾辉的女儿已经半岁了，眉眼像极了贾辉。崔丽芳说，小家伙已经认识人了，就跟她爸爸最亲。
今年，贾辉又续签了一年的村支书助理合同。对一年后的可能面临的选择，他还说不清楚，但“北寨是肯定离不开了，这儿是我的家。”
短评
去留两相宜
少 东
在大学生“村官”这个称谓产生的同时，就一直有担忧与之相伴——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留下来？而如果选择离开，会不会面对舆论的压力。
忧虑没有必要，谴责无从谈起。随着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工作相关政策的完善，大学生“村官”已经成为一项工作，留下或者离开，与觉悟或道德无关。
毋庸置疑，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在就业选择上，农村对大学毕业生、乃至社会大众吸引力不大。长期以来，除了学农专业的学生，选择到农村去的人少之又少。
相对丰厚的薪金、北京户口、考研加分……有关部门为大学生“村官”们开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农村的区域劣势通过政策优势得以补足，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不再是奉献，而是成为一份比较优势明显的职业。得益于此，过去号召大学生到基层工作而不得，现在却变成了大学生热心基层工作。
对这样的优厚条件，又不免让人产生担心：大学生们选择到农村去任职，是冲着这些优厚条件，会不会有大学生把“村官”当成“跳板”。
即便是把“村官”这项工作当成“跳板”，这些大学生首先要跳进农村，三年在农村摸爬滚打，大学生们自觉不自觉间也会把“新鲜空气”带进去，改变着农村，也改变着自己。“跳板”能使人跳得更高。凡是能够跳得更高的大学生，在农村这三年一定打下了扎实的农村工作的基础。
更何况大学生“村官”本身就不是“终身制职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鲜血液在不断补充进来，人员自然要不断更替。社会上的各项工作、各个岗位莫不如此，作为一份职业的大学生“村官”也不会有什么特殊。
三年合同期满，大学生“村官”们是去是留，无需苛求。评价一个大学生“村官”，关键是要看他在这三年之中在村里做了什么、做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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