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年轻时说过“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以笔者一己之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当属基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7年的1497万。”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有几亿人吃不饱饭，还侈谈什么经济发展成就？
吃饱饭后，什么问题最大
十几亿人吃饱饭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又该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就业问题。如果十几亿人都吃饱了，几亿人却没活干，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的危机，恐怕比几亿人吃不饱饭时还严重。 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体制已臻至理想境界，能让社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一次次经济危机，特别是大萧条的现实打破了这个神话。由是，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承认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政府的宏观干预，以促进就业。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大标题的第一个词就是“就业”！长期以来，西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都是以促进就业为首要目标。后来，尽管凯恩斯的理论在学界不那么响亮了，但各国政府经济政策取向丝毫都未敢轻视就业问题，什么能源、环保、社会公平乃至对外经济政策，都要为就业问题让路。 国家统计局的权威统计显示，1978年全国经济活动人口40682万，就业人员40152万，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共11830万人，占29.5%。到2007年底，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达到78244万，就业人员有76400万，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的有43839万，占到了57.4%。这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增加了2.7亿，而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增加了3.2亿多个就业机会。这个成就不可小觑。
往事不堪回首
李良模的故事：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人，1969年初中毕业到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衣裤磨破了，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1972年他爸爸给毛主席写信讲述了这个故事。毛主席回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并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寄给他，“聊补无米之炊”。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不足时，强悍的民族开疆掠土，海外殖民。落后弱小的民族或是被屠杀驱赶，或者是因此酿成战乱，强制削减“过剩人口”。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各个国家都主要是靠发展现代工商业，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新中国成立结束长期战乱的历史，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四万万同胞”很快就变成了“伟大的六亿(七亿、八亿……)中国人民”。但是，由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为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在城市发展中，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增加的新职工中，50%以上集中在工业部门，在工业部门中，70%又集中于重工业。在所有制方面，限制集体，打击、取缔个体，城镇集体企业急于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城市中的各类工商机构，虽然名义上有全民、大集体、小集体之分，但实际上都是由各级政府领导、管理。政府按照计划向居民分配就业机会。
“十年浩劫”令中国经济几近崩溃，再也无法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了，于是有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资料显示，“文革”十年中，共有占当时城市人口的1/10的进入就业年龄的1600多万城市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当了农民或农场工人(当时叫生产建设兵团战士)。这么多城市青年到本已不堪人口重负的农村与农民争食，于是就有了李良模的故事。本人或家庭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如今回忆那段岁月多有不堪回首之叹。
“练摊”的贡献
尹盛喜的故事：1964年至1978年在北京大栅栏办事处任街道干部，1979年带着20多名待业青年，靠几千元的贷款创办北京大栅栏贸易公司，在前门楼子边摆茶摊，卖“两分钱”的大碗茶。10年后发展成了一个集团公司，开办了中外有名的“老舍茶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停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知青陆续返城。面对沉重的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压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要注意广开门路，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解决城镇劳动就业问题；1980年中央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前者指出，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有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一步调整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说明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满足需要、扩大就业的重要作用，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后者则具体规定，个体经营户一般是一人经营或家庭经营；必要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允许个体经营户采取来料加工、自产自销、经销代销、摆摊设点、走街串巷、流动售货等经营方式。
新政策激发出中国人的无限创造力，一时间千千万万“练摊的”个体户布满了各个城镇，不仅很快解决了当时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更为他们的弟弟妹妹，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子子孙孙开创出谋生存、奔小康，乃至大发展的道路。1983年1月4日《经济参考报》曾刊登了记者采访咸阳秦都剧院采购员余林舟自动离职摆摊卖羊肉串的故事。据权威统计，2006底年中国城镇就业总人数为28310万，而其中个体工商户就业人数为3012万。按如今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道理，发展个体经营，不仅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也不仅能方便市民生活，“练摊”者为顾客提供的商业服务，也构成GDP的一部分，在物质生产部门越来越面临增长极限的情况下，更能凸显出这部分GDP对保持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离开土地的“农民”
查师傅的故事：出生在安徽农村，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北京，跟着老乡做装修工程的木工活，慢慢弄清了这一行的门道。于是，挂靠了北京的一家小建筑装修公司，复印了一份人家的营业执照，带着几个从老家来的亲友，自己承包家庭住宅的装修工程。他主要负责招揽生意，采买物料，张罗食宿，偶然也和工人一起操作。本世纪初，他给笔者家装修，那时一年里能揽到七八项工程，净落十多万元，供家中两个孩子上学。前些时候，听他说，女儿已经快大学毕业了，儿子贪玩，成绩差，花了笔钱，也上了什么学校。因此，他在北京租了间像点样的住房，把老婆接来照顾生活。以后，是回老家，还是就住在北京，他还没打算，不过，他和他的子女作为经济活动人口，肯定不会当农民，靠自己的承包地就业了。 如今美国的农业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2%。可是就在一个多世纪前的19世纪后期，农村人口还占美国人口的半数多。工业化的进程必然要使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岗位，进入城市的工商企业就业。当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一心一意搞经济后，很快就面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转移的问题了。 在上世纪50年代国民经济恢复和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能够自由进城当工人。笔者年轻当工人时，厂里不少师傅都是那时进城当了工人的。“大跃进”以后，中国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城市不再有接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了，政府靠人民公社、户籍以及严格的城市居民基本生活计划供应等制度把农村人口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有的地方，农闲时农民外出乞讨，还要带着生产队开的“证明”。农村劳动力剩余，只好两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瓜菜”。
以农村的包产到户为开端的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解放出来的是农民。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忙完自己那几亩承包田的农活后，当然要涌向工矿，涌向城市去寻求更好的生活。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进城的农民主要是从事脏累的服务性工作，人们最熟悉的行业就是保姆。《经济参考报》1987年3月29日发表的长篇通讯《“川军入黔”的报告》是对当时30万到50万进入贵州城市寻找新生活的四川农民的真实写照，“他们没有别的什么辎重，有的只是简陋的劳动工具，甚至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工具”……居民们交口称便，谁要搬个家，“找川军(贵阳市对四川农民的戏称)去！”谁要修皮鞋，“找川军去！”谁要打家具，“找川军去！”
当时，农民要进入工矿企业，主要是家乡附近的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前，农民们早已知道“无工不富”的道理，有条件的乡村也开办了粉坊、油坊、豆腐坊以及简单农机具修造之类的小企业，但那时叫“社队企业”。员工来自本乡本土，通常也是和当地农民一样记工分(工分会高些，还能有点补贴)，参加集体的实物分配。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政策环境下，由于有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优势，社队企业发展迅速。特别在东南沿海地区，吸收了大量海外华人回乡下老家投资办厂，不少昔日社队企业摇身变为“三资企业”了。撤销了人民公社，这些企业的员工虽然离土不离乡，但都是领取现金工资的工人了，不再挣工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境界，农民到异地工商企业就业成为大潮流，这意味着中国就业格局更深刻变动的开始。有专家引用的相关统计显示，2004年时，离开家乡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达一亿人，加上在家乡乡镇企业做工的农民工的数量共达2.4亿。
并不轻松的话题
短短30年时间，几亿原来每天听队长敲钟下地的农民变成了现代工商企业的工人，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现在还不是一味为此评功摆好的时候。 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决定中就提出，对农村多余劳动力，要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和兴办社队企业，就地适当安置，不使其涌入城镇。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
这种让成为工人的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思路，有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避免了城市短期内急剧膨胀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 但是，现代化的大型工商企业毕竟是要依托现代都市发展，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最终还是引发了农民工进城的大潮流。据专家学者预测，未来还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这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在本乡本土进厂当工人的农民不同，异地流动的农民工大军要给城市的社会、经济管理带来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农民工用自己的汗水，或许还有泪水，营造出当今城市的繁华。他们向往，也有权分享现代都市的繁华。
在这新形势下，中央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不断完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思路。200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涉及了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据媒体透露，目前数省正配合国家十几个部委，联合就农民工发展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未来促进农民工发展和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规划。其中会涉及到社保、教育、工资等方面的方向性制度安排。
正如国务院的意见中所说，“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要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因此，就业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就业问题，现在还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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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8月，中央下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议定的文件《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
文件指出，劳动就业是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个重大问题。1979年，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国新就业人数达九百万。然而，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任务还很艰巨。
文件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30年来，一方面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物质资料增长幅度不大，劳动生产率不高。10年动乱期间，又招收了1300万农民进城，小城镇人口不断流入大中城市，大城市人口过于膨胀。预计1980年至1985年全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将达3700万人。目前在职职工已经超过一亿。不少部门的人员明显多余。这样，就存在着庞大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和在职人员多余的双重压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还需要继续妥善地加以解决。这种种情况构成了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如果不能对此采取正确有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势必带来一系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严重后果，影响现代化建设。
■ 1984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通知说， 我国现有县以下集镇近六万个，这些集镇是城乡物资交流和集散的中心，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对促进集镇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并努力解决农民进入集镇(不含县城关镇)落户问题。
■ 1988年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 1988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指出今后要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
■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到1987年底，全国城镇个体开业人员的总数已接近600万，每24个城镇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个体劳动者。
■ 在建国初期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曾有过一支相当规模的个体经济队伍，从业人员逾百万。10年动乱后，个体从业人员数量急剧下降，仅剩下十几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经济重获生机，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个体从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80多万人；在经济生活中，个体经济的作用已由过去的拾遗补缺发展成一股不可缺少的经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