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国高校学报种类大概是150家，30年后的2007年，根据全国高校资料中心的统计，高校文科学报数量已达到1130多家。学术期刊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高，甚至有学者提出，在精神产品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产地，而学报可能就是最大的生产基地。高校学术期刊如何走出困境，已经成为学界目前亟待关注的问题。
10月20日，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首发式在京举行。论坛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者和学报编委到场，大都“应朋友之邀，行祝贺之礼”，但是，他们在对这份全国最年轻的学报诞生表示欣喜的同时，也对该学报能否在已经良莠不齐、指责不断的学报队伍中脱颖而出表示忧虑。
学报已成学术垃圾生产地
四川某高校青年教师王芳(化名)读在职博士已是第四年，目前正忙着博士毕业，按照规定，还需要发表一篇论文。情急之下，她把文章送给了自己所在学校的学报，学报编委已经答应发表，只是要排大概两期的时间，因为前边已经有很多教师在等着发论文了。大学学报可以为本校教师发表论文提供便利，似乎已经是一个惯例。本校教师在外发不出去的文章往往在本校的学报上发表，学报的质量因此受到影响。
“每年开会，总有人对我说《云梦学刊》发本校教师论文太少。我总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在论坛上，湖南理工学院《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会意的笑声。他说的极端例子是东北某大学学报，只发自己学校的论文，外来稿件一律不发。
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在发言中也是直言不讳：“全国1000多份学报，大部分学校都是为本校的学术职务晋升或者是种种关系发表文章，连基本的学术规范、学术标准都谈不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非常恶劣的声名。”他毫不留情地说：“在精神产品方面，现在可以说，中国至少在文科恐怕还是世界最大的垃圾产地，在这个方面，学报可能就是最大的生产基地。”
学报数量的增加也是快速的。1977年，中国高校学报种类大概是150家；到1987年，达到393家；而到2007年，根据全国高校资料中心的统计，高校文科学报数量已达到1130多家，增长了近9倍。
但数量的增长不等于质量的增长，学报的质量整体下滑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教授叶继元作过一项研究，统计我国8年来已发表的53万篇论文。通过测算，大概只有5%的文章关注度比较高，被引用15次以上；引用1次或2次几乎占了已发表论文的一大半。
“学报的两极分化特别厉害，说句不客气的话，真正办好的学报，我想不会超过30家，在这之外，可能也会发一些好的文章，但是大多数文章我觉得都是垃圾。”《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对于学报的现状也忧心忡忡。
稿源与评价机制导致学报质量下滑
与会专家指出，目前，稿源、评价机制等因素都导致了学报的质量下滑。
缺乏好的稿件，成为学报主编们头疼的话题。一位学报编辑坦言，稿源质量不高，一方面是由于要给本校教师一些发表文章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的确没有更多的好稿件。学报大都为双月刊，有的甚至是季刊，很难约到高水平作者的稿件。
《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刘曙光就遇到过这样的尴尬。他向一些名家约稿，这些名家的好稿件都投给一些有名的期刊了，而只是碍于面子，给一篇他认为质量一般的文章。
即使是“大家”，也会追求文章的社会影响，比如引用率、知名度、同行认可程度等等。而学报由于自身的特点难以与一些名刊抗衡。
2003年，教育部推出名刊工程，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学报数量多、质量低的现状。教育部当时的设想是，希望通过三五年的建设，会出现一批较为优秀的学术期刊。这种做法带来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把期刊分成三大类：A类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一些经济、社会研究方面的刊物，其他各个省社科院办的刊物是B类，学报类一律是C类。
“学报成了‘三等残废’。”学报主编们戏言道。学报的社会地位不高，就没有好的稿源，也会使学报的质量难以提高。这种将学术期刊排座次的评价体系不利于期刊的发展，学报的先天不足阻碍了与“高级别”学术刊物的竞争。
对于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成为制约学报质量的又一瓶颈。只管指标，不管质量，是办刊的异化。不仅是学术界，即使是学报的编辑们，也非常看重学报有多少文章被转引，而不是看重学报发了多少好文章，加上学校的一些行政性指令，导致学报的编辑们也不断注重提升转印率。这种做法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可是这和学术研究的本质是绝对不合拍的。仲伟民无奈地说： “我们学报的定位是办成以文史为主的杂志，其他的文章少发，但是我现在就很难做到，如果这一期全部是文史的文章，在外面的转引率就极低，我们的‘GDP’就不能够达标。”
仲伟民认为，评价机制对于期刊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多时候起到的是负面作用。他举例说，《经济研究》的文章引用率高，除了文章质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是大家关心的中心。而《西域研究》的引用率就很低，这能说明这本期刊的学术质量低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王宁也提到了如何评价引用率的问题：“文章引用率有没有可比性呢？如果在同一个专业或者是同一个小的方向上应该有，但是不同的专业是没有的，因为学科有宽有窄，有些文章的轰动是有背后事件的支撑的，这些并不能成为刊物好坏的因素。引用率虽然显示刊物在大环境中的影响，但是不能显示出刊物是否受人尊重。”
其实，翻看几本定位相似的学报不难发现，一些文章的标题、内容比较雷同，原因并非抄袭严重，而是片面追求引用率，导致人们只写文章而不关注同行成果的结果。
另一方面，王宁认为一份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它的大生态环境是社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评价是落实到学术共同体和刊物评估的一些机构上的，这两者“谁说了算”，就决定了刊物的发展取向。“当学术共同体说了算时，学术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是为学术服务的，当我们被一些评估的量化指标所制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路会比较难走。”
学报能否成本校教师自留地
国内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学报，大多数以大学学报命名，有些则另有名字，如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及前面提到的《云梦学刊》等。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学报的性质，学报是否应该成为本校教师的自留地？与会的专家有不同的说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认为，学报应该是一个大学自己发表学术思想的载体，理论上来说，一个大学应该有足以支撑这个大学学报平台产生的一个学术力量和学术思维主体，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大学就不应该办学报。
在李曙光看来，目前期刊界对于学报性质认识不清，学报应该是各大学发表本校学术思想的平台，但如果一所大学没有基本的学术原创性的来源、没有过硬的学术队伍，而硬要支撑一个学报的话，就不得不依靠其他大学提供的学术思想，这是学报刊物无序竞争的根源。名家、大家的稿子被少数学报抢走了，留给大多数学报的是极低端的市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学报市场的混乱。
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要提高学报质量，就要多渠道获取稿源。首都博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小凌的观点是，学报应该办成开放的期刊。出色的文章总是少数，不开放，期刊的质量就会受影响。
政法大学原学报《政法论坛》在法学界200多种刊物的历次评比中一直排在前20名，其常务副主编陆敏介绍了该杂志在处理校内稿件与校外稿件关系的转变。该杂志创办初期，60%稿件为校内稿，后来慢慢转变了观念，为了让刊物更广泛地面向社会，引入了更多的校外名家稿件。
陆敏表示，目前，新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与《政法论坛》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综合性，它应该对学校的非法学学科有所倾斜。事实上，新学报也确实力求对各类非法学学科有所突破。该学报聘请了59位编委，如丁学良、陈平原、林毅夫等都是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各个学科的顶尖学者，该学报创刊号的作者阵容亦是来自全国的学界中坚，该学报由著名哲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担任主编。据介绍，该学报将不遗余力地表现其全国性特色，并突显“学报”二字。
出路：追求独立性
目前，外界对学报尤其是全国性的学报批评很多。那么，学报应该如何在困境中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与会的专家们提出了建议。
首先是在质量方面的把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李万生提出，如果没有好稿子，学报一年就出一期或者两期，重要的是保证质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提到，学报的质量参差不齐，好坏一“搭配”，就把优秀的作者给“搭配”跑了，他们不会愿意将自己的文章与比较差的文章放在一起。“要保持文章及期刊整体的平衡性。”贺卫方说，学报要越办越好，至少不要越办越糟，或者是一期糟一期好。
贺卫方认为，一份好的期刊，还应有几个方面的追求：第一是期刊的独立性。他说一份刊物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立场、没有一个独立的追求和对外部的一种干预的抗打击能力，这样的刊物很难有学术的生命力。第二是学报应该注重趣味性。现在人们一提起学报，就有一种干巴巴的感觉，但是“一篇好的学术文章要读到最后才恍然大悟，有那样的一种层层剥笋似的逻辑感”。
一份学术期刊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努力，重要的是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和高度，也就是说，一份学术刊物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评价机制，作者以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为荣：“我们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刊物说发表了文章，马上就有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感觉。是对该刊物的最大限度的承认和褒奖。”贺卫方如此为学报的目标定格。
目前我国学报办刊的读者定位是学者，特别是学校以外的学者，因为学报常常被看做是一个学校对外展示学术成果的窗口，这样的定位似乎忽视了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根本作用。因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校长助理王卫国在简短的发言中提出：“我希望我们的学报还要面向我们的学生，想一想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启发，和他们怎么样进行交流。”
美国奥睿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满运龙介绍了他在国外的看到的一些相关经验：学报的文章收上来之后，编辑部会让参与学报编辑的在校学生分工明确地勘察这篇文章的引文，这样对学生也是一种训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他也认为：学报是大学的文化园地，那么就应该面向大学的学生，让学生也能够参与。
首都博物馆的馆长郭小凌也说，学报不应只看重大家、名家，不管是学生还是年轻教师，只要能写出好文章，就应该提携、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