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休宁县兰渡村，一个环境宜人的小山村，一场静悄悄的教育变革正在进行。
2005年9月，有人在村头一座被弃用的校园门口挂上了白底黑字的新招牌——“休宁德胜平民学校”。三面环山的校园，数栋一层高的红砖瓦房、杂草丛生的操场和几亩土地，成为聂圣哲推行平民教育的“试验田”。
这是一场大胆的实验，它实践“先育人、再教书”的办学思想。聂圣哲就像一个设计师，把在公司行之有效的一套理念和做法移植到了学校。真正的执行者是一位做过刺绣工人、只有高中学历的女校长。
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聂圣哲就是休宁人，做过大学教师，曾留学美国，如今在苏州管理一家擅长建造木结构别墅的企业和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他不满现行的教育状况，以为“只有给家乡的穷孩子提供有效的教育，才能把他们从贫困中解救出来”。
他心目中的有效教育，指的是陶行知大力倡导的“生活即教育”和“乡村教育”。陶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提出的教育思想，仿佛就针对今天的教育困境而言。“我愿以陶行知为榜样。”聂圣哲说，他创办的平民学校便遵此而行，把“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作为校训。
校方挑选学生，如同选择朋友，只有那些贫穷、厚道、勤劳的农村家庭才有资格将他们的孩子送来，接受全免费的教育和寄宿制管理。学校每年招一个班，目前只有3个年级百余名学生，其影响却早已飞出偏远的小山村。
培养劳动理念和习惯 一年级的孩子自己洗床单
这些6~10岁的农村孩子身上显示出令人惊叹的自理能力。他们需要打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洗衣、负责保持校园的干净整洁和蔬菜瓜果的生长。
学校每天安排有大约一小时的劳动时间。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宁静的校园变得热闹而忙碌，那些小小的身影活跃在校园的每一处。从他们的姿态和神情看来，劳动是个很愉快的过程。
“你每天要做这么多事，不麻烦吗？”
9岁的方建国，眉毛一挑，神气地回答：“你觉得麻烦，我不麻烦。”
3年前讨论设置平民学校的课程时，校长张晓琳原本只打算每周排两节劳动课，被聂圣哲否决。“每天必须要有劳动课。”这个平头男子严肃地说，“就算没事干，也要把石头从这里搬到那里，再从那里搬到这里。”张校长觉得不可思议，但孩子们的变化让她逐渐理解了“聂总的思想和用意”。平民学校的简介中，有一段话强调学校“重在心理上灌输平民意识，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劳动理念、劳动习惯和敬业精神”。
对学生而言，事无巨细。飘落的枯叶需要拾起，渐渐长高的杂草必须拔掉。学校会议室里招待客人的矿泉水一旦少于10瓶,学生会径直走到校长办公室拿来新的矿泉水补上。
他们逐渐学会了认真拖地、擦洗桌子和床架，力图使它们一尘不染。当拖把用完后，孩子们习惯撒上洗衣粉，用小手使劲地揉搓。
如果你想使用这里的厕所，完全可以抛却固有成见，大方地走进去，它虽然简单，却比很多城里的卫生间还要干净：没有刺鼻的异味，很难看到随意丢弃的废纸和尿液的痕迹。那些碍眼的痕迹即使躲过了水流的冲洗，也难逃孩子们手上的刷子。
两名三年级的男生抬着一桶重约十几公斤的粪水从校外稳步走了过来，旁边跟着一位生活老师。这桶肥料被孩子们配上一定比例的清水后，浇灌到了长有空心菜、南瓜、辣椒、韭菜、山芋、西红柿和茄子的菜地里。他们被告知这是有机肥，对植物生长有利，还学会了把木炭灰细心地埋进土里。
“整地、播种、栽苗、施肥、除草等全过程，学生们都要参加，而且是主力。”望着生机勃勃的蔬菜瓜果，张校长兴高采烈地说，“只有懒人没有懒土，只要播种就有收获。这样的大道理不需要空讲，通过这些过程，孩子们都能懂得。”那些稚嫩的小手种下的蔬菜终有一天会成为孩子们的盘中餐，这时，张晓琳会听到他们的欢呼、掌声以及洋溢在脸上的满足。
有专门的厨师负责做饭菜，但每天的晚餐会有三名学生“帮厨”，做力所能及的杂事。用餐是一个井然有序、分工合作的过程。孩子们列队进入餐厅，他们记住了不守秩序的后果，“会什么事都做不好”。饭后，有人擦桌子、拖地、洗碗。碗筷收拾完毕，只剩下踩有脚印和污水的地板时，两名同学用脸盆装水一遍遍地把它冲洗干净。
40多岁的张晓琳看起来很精干，她十分乐意领着记者参观孩子们的寝室。漱口的杯子牙具、毛巾和床沿下的鞋子，存放擦布、刷子、拖把等劳动工具的杂屋和洗澡用的更衣间，都整洁得让人惊讶。记者后来有两次突然出现在这所学校，发现这种整洁是一种常态。
26岁的张伏兰显然被学生们的表现折服了，她寻思3年后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这里。两个多月前，张从一名农村家庭主妇成为平民学校的生活老师，负责管理一年级学生的生活起居，她以为这是一个保姆的角色，没想到连床单都是孩子自己洗。
她睡在与学生寝室相邻的房间里，晚上9点以后，还有学生喧哗，她站在门口说一句：“老师也累了，你们让老师去洗个澡睡觉好不好？”异口同声的“好”字，接着便鸦雀无声。
张伏兰很得意，笑呵呵地说：“这个学校与别的确实不一样，我希望它越办越好。”
反思的力量 让孩子自己明白犯错的代价
但有一点是相似的：这里的孩子同样需要学习升学必考的科目，还会占据他们最多的时间。只是，很少有学校能像它这样，把做人的教育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并且贯穿始终。出于对空洞说教的憎恨，来自教师世家、做过幼儿园园长的张晓琳决意要让自己的校园与众不同。
千万不要低估教育改变人的力量。张晓琳一再强调这句话：“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对此，她和同事做了生动的注解。
一位老师评价那些初来乍到的孩子，“就像从花果山下来的猴群一样，不讲卫生，无视秩序，动不动就打架、哭闹”，但只要一个月的时间，老师们就会感觉“学生的面貌焕然一新”，尽管总有反复。
平民学校的10位老师，没有高学历，有的曾是代课教师，但这不会妨碍他们拥有过人的教育智慧。他们提倡被动教育为主动教育，以使得孩子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反省弄明白犯错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一名三年级男生，喜欢怂恿同学打架，经常扰乱秩序，老师便有意引导同学们孤立他，把他的座位调换到教室的角落，使这个孩子感觉到没有伙伴玩是很没意思的事情。但张晓琳强调，“不能孤立太久，否则就会对他造成伤害”。老师注意观察这名男生的言行，发现他表现出了亲近同学的欲望和举动，“就马上提出表扬，让他尝到甜头，继续努力”。
这个年龄段的小孩，还有令人头痛的习惯：撕扯东西，比如把整块的橡皮肢解成一小块一小块。严厉的批评可能对此无济于事，平民学校的老师用了一招：把被破坏的橡皮通通收上来，将其中最小的一块发给那个喜欢动手的孩子。几天后，他自然会找老师抱怨“小橡皮不好用”。这时，老师只需柔声问一句：“以后还扯不扯啦？”
在张晓琳眼里，劳动就是工作，那可是一件严谨的事情，怎么能说与之无关的话？一个小男孩试图挑战这项规则，在播种豆子的时候和同学高声嘻哈，老师的提醒反而激怒他，把豆子使劲地摔在地上。张晓琳将之视为一件大事处理，她不做批评，只是要求这名学生停课来到餐厅，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使他安静地理顺错在哪里？”
他果然认真，按照校长的要求工工整整写了好几页，“别人对我的好”，他回忆起了20件，“我对同学不好”，他列举了7项，最后重述“老师和家人对我的希望”，分析了自己的错误。
“学生主动承认错误，一定要肯定和鼓励，告诉他，你讲真话是诚实的表现，值得表扬。”张晓琳说。关于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有一个经典的“四块糖果的故事”，平民学校的老师大都从中受过启示。
生活即教育 从细节渗透做人的道理
“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教育。”陶行知先生曾对此做过生动阐述。平民学校的生活，处处都是教育。
吃饭前，餐厅里会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表达感恩。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觉不舒服，但是，如果你亲临现场，则会对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报以会心的微笑。
通常，生活老师会小声鼓励几名同学说出各自要表达的意思，而后挑选其中一名带领全班同学诵读他的感恩之语。一个小女孩站起来，背着双手，她每说一句同学们就跟着念一句：“我们感谢自己的双手，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以后也要这样去做。”二年级的一个男生带着大家感谢“公鸡和母鸡”，前者“打鸣叫我们起床”，后者“让我们能吃到新鲜的鸡蛋”。感恩完毕，领读的同学说：“请大家吃饭。”众人齐声“谢谢”。
大家感谢过聂伯伯、父母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有一天，不知道该感谢谁了。老师给孩子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感谢小鸟，让我们听到了欢快而清脆的鸟声。我们感谢宁静的夜晚，让我们能够很好的进入梦乡”。
于是，这个简陋的餐厅里常常飘出五花八门的感恩之语。张晓琳说：“我们鼓励孩子有感而发，并训练他们的表达能力。”
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没必要搞这种“形式”。张晓琳态度坚决，“说比不说要好”，因为“渗透总是从概念开始，然后再渗入灵魂深处的”。“我们要让孩子们认识到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而且要去做。”女校长语速很快，她说，“如果连意识都没有，将来怎么去做？”
从一些细节的设置可以看出学校管理者的良苦用心。“要创造可以让孩子直接感知的情景。”张晓琳说。不去商店购买衣服，而是把裁缝师傅请来，给孩子们一个个量体裁衣。把用完的牙膏都收集起来，放在脸盆里，告诉孩子们可以从它的侧面剪开，挤出残存的膏体，用来清除脏物。剪开的牙膏皮和换下的旧牙刷把两个脸盆堆得满满的。
这样的细节都可能会被张晓琳纳入“思想品德课”的内容，她亲自上这门重要的课程。民国时期的三套国语教材，“与生活息息相关，孩子们易于理解”，成了她自编教材的重要来源。一年级的学生开始从图画中了解什么是“诚实、敬师、守秩序、讲公德”，他们不断地受到鼓励，把从图画中观察到的情景、意思大胆地说出来，并联系自己的经历参与讨论。
三年级的孩子开始学习怎样去操作那些抽象的词语。他们会被告知不守时的后果，无法守时该怎么办，为何人人都需要遵守规则？“有些事情很难解决，需要寻求老师的帮助，该如何与老师沟通呢？”教材会举例说明，教他们这样做：第一步，有礼貌地提出请求；第二步，讲出事情的发生经过；第三步，提出自己的建议；第四步，有礼貌地道别。
张晓琳憎恨空洞的说教，对这种“思想品德”的教育，她主张要有不断的后续动作去强化，比如有效的班会。“你会很惊讶，孩子们想说的话太多了，一个小时常常不够。”三年级的班主任吴小红说，“他们敢于批评和承认错误。”生活老师也被邀请参加，一起讨论学生们的日常表现。
每周一次的班会能让学生踊跃发言的秘诀只有一个：主题事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是“说真话”还是讨论“态度决定一切”，每个主题的诞生都需要班主任结合一周的细致观察和学生出现的具体问题。
“今天说一说寝室纪律，就拿戴××同学星期四大清早睡不着在寝室大声瞎喊的事来讨论。”老师说。很多同学批评了这种行为。
“同学们都知道戴××同学的行为是不好的，你们觉得该怎么做？”
一名姓李的同学回答：“老师打起床铃才起床，没打就不能起来，打扰其他人。”
“要是没到起床的时间，但有的小朋友睡不着，那该怎么办？”
“把眼睛闭上”。有人说：“眼睛可以睁开，但不能讲话。”还有同学表示：“如果我睡不着，看到别人被子掉在地上，就慢慢地走过去帮他捡起来盖好。”
在平民学校，老师们反对学生“打小报告”，但把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视为值得大力培养的校园风气。班主任有时会笼统地要求大家“说说这周发生的不好的事”，结果连那些刚进校时最喜欢说谎的孩子都表现得很坦诚。他们自我批评，还主动请罚。有人故意关掉厕所的灯，使得正在上厕所的同学陷入黑暗之中，或者“经常拿别人的小刀、尺子”。
“在教育部门，要改变那种忽视甚至牺牲学生身心健康、一切围绕升学转的现象，想做点实验，是推不动的。”凌海东感叹，他做过多年休宁县的教育局局长，2005年离职后出任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皖南总特派员，协助聂圣哲管理平民学校和木工学校后，终于看到了希望。
“这里的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部家庭的苦难史。”凌海东说，但他们现在的成长很愉快很健康。
培养公民能力 孩子身上体现出强烈的权利意识
“对一些贫困的农村家庭而言，平民学校的吸引力可能在于全免费，难以认识到它对孩子今后的深远意义。”休宁县委书记胡宁说，平民教育不是“贫民”教育，不是平庸教育，不是平常教育。事实上，在这些年幼者的身上，已经体现出强烈的权利意识，包括表达、批评建议、监督、参与竞争和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
张晓琳曾让一名学生停课反省，很快，她收到了一张纸条，汪丽媛同学在其中用到了“建议”一词，提醒校长“不能用他上课的时间叫他去写话（指自我反省——记者注）”，那会影响学习。
校长的办公室随时敞开，经常会有学生整理她的房间。有人因此留下一张纸条，表达了对校长的不满：“张老师，您能不能自己也整理一下房间里的衣服？”张晓琳赶紧照办，第二天，她就得到了学生的表扬，纸条上写着：“您做得真棒，我们说一次您就做到了。”
几乎每一位老师都接受过孩子们的“教育”。张晓琳笑着说：“学生也在帮助我们进步。”有一段时间，年轻的朱海燕老师总是扳着面孔上课，课后便有学生认真地对她说：“老师，你上课的时候能不能笑一笑？你不笑，我们也觉得没劲。”朱老师上数学课，要求学生画直线必须用尺子，但有一次她“偷懒”，直接用手在黑板上画了一条，还自以为很直。一个学生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指出：“老师，你没有用尺子画直线。”
“老师，你为什么不拔草？”当一名男生抬起头，满脸疑惑地把这个问题抛给徐臻老师时，这位从徽州师范学院毕业不久的小伙子显得很尴尬，他赶紧掩饰，对学生说：“你们先拔，我去别的地方看看同学们，再过来拔。”
有人把学生们的这些行为看作一种简单的、“童言无忌”似的表现。平民学校的老师不同意这种观点。她们认为，那是训练和引导的结果，就像教育一个习惯说谎的孩子变得诚实，让自私的孩子学会想着别人一样。
在这所偏僻的山村小学里，正在发生着一种可喜的变化：学生们较早开始接受民主竞选的启蒙，班干部人选不再由老师确定或经学生轻率的举手通过。2007年3月7日,由三年级率先试点班干部竞选，邀请其他年级观摩。“这样有趣一点。”一名同学事后评价。
聂圣哲从公司派了两名员工协助学校制定了选举的程序和规范：公布岗位，学生根据自己的愿望和能力报名或者提名，然后演讲、投票、当场宣布结果。
校方担心冷场，允许一人报两个志愿，结果出乎意料，众人争相报名，其中参与竞选劳动委员的竟达16人，接近全班人数的一半。而班长一职遭遇冷落，只有两人竞争。
3月7日这天，一场像模像样的竞选在学校餐厅展开，餐纸盒被做成了投票箱摆在显眼的位置。候选人先后走上前台，“脱稿演讲”。凌海东注意到，演讲虽然没什么气势，却很实在，候选人都知道，该怎样说才能取悦于手握选票权的同学们。一名竞争班长的女同学表示要做到“六点”，“尽我所能去帮助同学们”，最后，她向每一位演讲者那样请求大家“投我一票”。
凌海东觉得很有意思。他发现孩子们投票显得很慎重、有主见，会参考候选人平时的表现。有人演讲很好，成绩也不错，却得零票。10岁的汪庄严口齿伶俐，竞选副班长失利。“为什么我的成绩好，他们都不选我呢？”后来，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原因，“可能是我睡觉的时候讲话，上课的时候有时没有认真听讲，劳动的时候没把卫生打扫好。”
尽管很伤心，并感到不服气，小庄严还得按照程序和胜出者握手，表示祝贺。当选的同学则要“感谢大家投票选我，我一定好好为班级服务”。打击激起了汪庄严的决心，他表示不会气馁，要继续进步，“这一次没有选上，下一次还有机会，下下次还有机会”。
学生们的潜力和积极性一旦被挖掘、调动起来，常有令人欣喜的结果。张晓琳还尝试着让他们逐渐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发现“劲头很足”，孩子们会主动用石头填平水坑、在陡峭的坡上挖出几个台阶，从家里带来树苗种在宿舍楼前空置的小花坛里，还提醒校长，有的寝室窗户没有纱窗，是不是可以去买？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二年级的一次班会上，有同学提议成立互助小组，为此，同学们提出各自的方案。有人愿意拿出压岁钱，或者“一直到放假都不吃鸡蛋，等冬天给那些生冻疮的人买药擦”、“回家捡瓶子卖钱，给生病的同学用”。
去年10月，这所人数不多的学校召开了第一次运动会，设计了隆重的入场仪式，领队扛着彩旗，带着各班的运动员踏着锣鼓声依次步入赛场。“这些活动，包括文艺表演、庆祝各种节日和野炊，以后都要让同学们参与组织。”张晓琳说。
学校正在考虑从四年级开始设立学生会，“锻炼他们的组织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告诉他们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责任参与管理”。凌海东透露，还要搞听证会，培养他们维护权利的方法。“如果觉得老师的处理不公正，学生就可以提出开听证会的要求。”他说，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具备这些素质。
有人担心这些孩子离开平民学校，进入全新的环境后，会有变化。对此，张晓琳并不担心。校长乐观地预计，她的学生们即使不上大学，回到村里，也能改变他的邻居和村庄的风貌。
这种影响力已经显现。一些孩子会要求他们的家长不要向河里扔垃圾，“把塑料收起来，将容易腐烂的垃圾掩埋”。读初一的表哥和妈妈因为谁捡掉在地上的钥匙，僵持不下。一年级的女生走上去，大声对表哥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男孩惊讶地看了妹妹一眼，赶紧捡起了钥匙。
星星之火能否燎原 要在短期内抱一个金娃娃不现实
陶行知曾精辟地提出，所谓健全人格包括：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强健活泼之体格；优美和乐之感情。现在，学生们表现出色，还改变了一些老师不安的心，不断带给他们信心和快乐。
用“和学生朝夕相处”形容平民学校的老师，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几乎24小时都呆在孩子们的身边，同吃同住同劳动。朱年红和吴小红从建校时就来了，感觉“比较吃力”，曾想一走了之。此前，作为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她们“只管上课，不管做人”，轻松多了。
更痛苦的是，她们固有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对学校的理念，一些老师同样有过怀疑。
平民学校有几千册图书，包括童话、故事、小说、科普、社会等方面的书籍，唯独没有优秀作文选和“如何写日记”。几名来自公办学校的支教老师感到困惑，一直以来，优秀的范文都是他们教学的重要工具。“不能让孩子这么小就去模仿，他们应该写出自己的心里话和真实的东西。”张晓琳解释说，“我们不需要靠模仿去获得考试分数上的优势，帮助他们养成观察事物、写真人真事的习惯更重要，其次才是写作技巧。”
老师们遇到了一位强势的校长。“我们难以接受张老师说话的语气，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感觉。”朱年红说。张晓琳习惯以强硬的口吻要求她的老师们该怎样做，忽视了这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的心态。
比如，对黑板上的板书，有的老师会很随意地把“口”字写得像“12”，张晓琳觉得这样不行，因为孩子们会模仿，她要求：必须画上田字格，把字工工整整写在里面。对某位语文老师，则严格要求她“点批”学生们的作业，既要订正错字和不规范的写法，还要示范。
但是，校长的权威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她们常常发生口语上的冲突，各说各的理，互不买账。在一段时间里，张晓琳显得很痛苦，甚至怀疑自己，“难道我错了吗”？她后来承认，有点操之过急。
“我想让她们感觉到我的真诚，但没人理解。”张晓琳说，新同事戒备心很强，不愿袒露心胸交流。她把症结归结于，在传统学校里，“她们长期不愿暴露自己的思想，怕受到嘲讽和伤害，只是暗地里和同事较劲”。
个性很强的朱年红老师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说：“那时候，张老师不找我们谈话，我们是不会去找她的。”但有一次例外，他们提出了加工资的要求，否则就要离开。张晓琳拒绝了，她说：“要加工资可以，等你们有业绩的时候。”
后来，校长求助于自己的阿姨，一位60多岁的老教师，请她听两位老师上课、点评，上示范课。“阿姨说话口气温和，能够感觉到是在真诚地帮助我们，也由此认识到了张老师的好意。”朱年红说。
转折就此开始，同事之间坦诚交流的氛围逐渐形成。
尽管老师们，特别是四位刚毕业的年轻人，“在这里总有做点什么的冲动”，也无法消除校长内心的焦虑。“对学校的理念和做法，他们经历了从怀疑、困惑到认同的过程，但离坚定不移还有距离。”张晓琳说，学生们需要掌握的品质、能力和知识，一些老师可能并不具备。
全新的教育理念显然吸引了22岁的李嘉敏，这位徽州师范学院的毕业生笑呵呵地感叹：“来到这里，我才后悔小时候怎么没遇到这样的学校，有的话，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被吸引的还有英国狮子电视台的编导们，2007年，他们受BBC的委托来中国拍摄名为《中国学校》的电视专题片，最终被胡宁的介绍所打动，选择了休宁。曾是报社总编辑的胡宁告诉他们，这里留下过陶行知的足迹、出过19位科举状元、有一所百年老校休宁中学和新生的平民学校与木工学校。这两类学校的对比，在电视台的编导看来，“正好反映了中国教育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胡宁高度赞赏平民学校“对中国教育的标本和示范意义”，但其他地方是否都能有休宁这样的幸运，他不得而知。“这棵小苗要长成大树，需要社会更多的关爱与呵护，需要政府更大的作为。”这位县委书记说，陶行知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所接纳，要在短时期内抱一个金娃娃，不现实。在他眼里，平民学校就是中国教育的金娃娃。
休宁的公办学校依然没有为之所动。胡宁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公立学校如果不改变其考核评价的体系，平民教育的理念就难以推广。
1926年12月3日，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表示“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促使这种教育普遍实现。20年后，这位一生以教化国民增强民智为己任的教育家去世，星星之火仍未燎原。 (记者 李斌文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