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的家在北京大学朗润园13号楼，他在这里生活多年。离他家几步之遥，就是一汪湖水。盛夏时节，湖中的荷花开得正艳。
季老生前最喜欢荷花，眼前的这片荷花就是他多年前播撒的种子长成的。每天带自己养的白猫在湖边散步、欣赏一湖荷花成为他多年的生活习惯。而今，荷花尚在，斯人已去，但季先生对祖国、人民和学生的爱，他的为人和学识都将永远留在北大师生的心中。
“他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爱最让我们感动”
对于季先生，他的许多学生感受最深的并不是恩师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而是他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爱。
师从季羡林多年的北大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回忆说：“先生曾经跟我讲他留学的经历，讲他当年怎样从德国回到中国，讲他在北大的经历，讲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讲他个人的经历怎么跟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他思考的总是，中国怎样能够强大，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怎样能够进入世界的前列。”
“这些年一直住在医院的先生，经常想到的其实还是这些。先生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前所关心的事情，也都还是这些。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问我的，主要还是外面世界学术的新动态。本来计划在这个月末去看他，以便告诉他一些新的消息，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研究，最近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让我追悔莫及。”王邦维说。
季先生曾说过：“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季老的一生恰是这句话的生动写照，他的赤子情怀让每个北大人感动。
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姚斌说，季老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对祖国的热爱是那么绵长、真挚、深沉。先生早年在时局动荡之际仍漂洋过海、赴德留学。海外苦读十余年，祖国之思日夜萦绕，亲情之念越发悠远，先生“怅望长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尽管已经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还是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美好的异国恋情，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上世纪40年代到北大工作后，季先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当中，他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手创办了北大东语系，在东方文化研究等10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出版的专著、译著达400万字之多。季先生把一生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文化。”季羡林的学生、北大东语系教授张光璘感慨地说。
“他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
在北大师生眼中，季先生是真正的大师、大家。
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说：“这位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巴利语、吐火罗文、俄语、法语的学者，从考证到义理之学，从东方语言学家到东方学家，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领域。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也不屈从于任何专业狭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
“季先生在东方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主要社会学科上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留给我们的人文学术遗产丰厚翔实、珍贵无比。”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说，“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能真正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他的吐火罗语研究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他研究翻译的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看来，季先生除了在自己专业圈内做得很好外，还走出来对年轻人以支持，他的散文《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都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反思。与有的学者专注于专业但很少关注外在的事情不同，他是“有专业，而不囿于专业”。他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关注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超越了专家的边界，季老是20世纪到21世纪转折点上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北大资深教授、知名哲学家汤一介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友：“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
“他是真正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儒”
人们敬仰季先生，不仅因为他的学识和思想，更因为他的人品和精神。
许多北大师生都记得一件事。季先生在担任北大副校长时，有一年新生报到，一名新生看到衣着朴素的季先生，就对他说：“老师傅您好，我要去办入学手续，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看一会儿行李?”季老就一直在行李旁站了一两个小时。第二天开学典礼时，这位新生才发现主席台就座的副校长正是昨天给他看包的“老师傅”。
北大教授谢冕感慨道：“季先生非常平易近人，穿着朴素，非常低调，不太爱出头露面。像他这样做学问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在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他的离去使我感到很悲凉。他做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生活本身。”
王岳川教授说：“季先生性格宽厚平和，他穿着发白的蓝中山装提着旧书包奔走于各种国际会议的形象，胜过了那些伪大师、伪专家多少虚假宣言和作秀;他对后生学者的奖掖提携之多难以言尽，一生培养了6000多名弟子，其中不少是国内知名东方学学者，还有几十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他对学生治学要求极严，但是一旦多年不见的弟子从海外远道归来，他总是推开所有的会议，与其在书房中尽兴畅谈。”
王岳川告诉记者，季先生为了写《糖史》，从1993年至1994年的两年间，每天来回五六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季老2003年住院后还坚持每天写作思考，病中的先生支撑着已不能站立的病躯，忍受着因写作而导致反复发烧和化脓性皮炎的折磨，每天以2000多字的惊人毅力推进着，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留给后人。
“每每想起这些，都令人无比感动!”王岳川说，“季老说过，他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境界就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季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写的人啊!”
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余前广说，季先生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精神，就是圣贤精神。这是从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树上开出的灿烂花朵，是从孔孟、老庄、诸子百家、竹林七贤等无数布衣知识分子薪火传承下来的宝贵文脉。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国的国魂，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立国之本。(记者 李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