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张向东
【内容摘要】新课改实施以来，虽然我们在素质教育领域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摸索了一些经验，但当前语文教育依然问题重重。本文通过语文教育中存在的三种主要错误倾向进行分析，强调在把握学科特点的基础上，强化语文基础知识与理论的教学，继承传统优秀教法并大胆探索创新。
【关键词】语文教育 问题 任务 继承 创新
素质教育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以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为根本宗旨的教育。语文学科是基础教育的主要学科，是“奠基工程的基石”，“基础的基础”，它在素质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当前的语文教学还未完全走出高耗低效、縻费寡功的困境，要改变这种现状，不仅是教育主管部门、教材编写单位、教育科研机构所要承担的责任，更是我们语文一线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重任。现就当前语文教育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语文教育应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举，适度强调其工具性特点
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与人文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工具性与人文性孰轻孰重却是语文教学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
纵观历次课改，大家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语文学科的改革历来都是改革中争议最多，难度最大，影响最远，社会反响最剧烈的。究其本原，就是学科的定位问题：工具性是首位，还是人文性更重要。这一定位直接影响到教材的组织编订、学科知识体系的编排、学科教学阶段的统筹安排等，并直接影响到一线教学的组织与评价体系的变革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素质教育实施以来，作为新课改重要的阶段性标志之一的新课标、新教材出台充分反映了当前教育主管部门对语文学科的定位与思考。这套教材以其鲜明的人文性，比如关注人的心灵、贴近儿童生活、同步成长历程、紧跟时代步伐、聚焦社会热点问题等，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这种以话题为特色的单元组织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教材编写体例，打乱传统的语文学科知识体系格局，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教学组织模式。有人欢呼，这是语文学科本原的回归;也有人痛心疾首，这是语文教育末日。公婆谁有理?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两派交锋的焦点来寻找答案。
关于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早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就提出“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种，在生活上是必要生活中的一种”，树起了“语文是工具”的大旗。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又详尽地阐述了语文的这一特性。1955年他在《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报告中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又说，“语言是形成思想的工具，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语言是吸收各门科学知识的工具”。1963年他在《认真学习语文》一文中说：“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1978年，他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一文中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随后在1980年叶老又说：“语文是人与人交流和交际必不可少的工具，不善于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工作和生活，甚至可以说就不能做人。”叶老的语文工具观，无疑推动了我国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及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顾振彪先生也身体力行，促进了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也确立了语文工具观的牢固地位。
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有人指出首次提出是在1985年，而在这之前一般称之为语文教育的思想性。人文性是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之后，尤其是针对应试教育流弊并伴随新课改的深入开展，得到重视而渐成主流话语的。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基础教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骄人成就，为我们今天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充足的知识储备，打下扎实的人才基础。比如原子能领域、航空航天领域、生物工程领域等长足进步。关于这一点，甚至是号称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美国也对中国的基础教育赞赏有加。虽然这一点，国内一些妄自菲薄的人反驳说，为什么我们连一个诺贝尔奖都没有拿到呢?但大家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等其它几个奖项的颁布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西方人的有色眼镜才是中国人得不到这些奖项的最大障碍。所以，评价的标准不是什么奖，也不是什么协会的声明，更不是什么杂志的几篇文章，而是中国历史的、现实的、世界的三维综合形成的我们自己的参照系。正如票房是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准一样，好莱圬不是最高标准，如果以好莱圬为标准，中国是没有电影的!同样，如果没有大量受到良好教育的移民的加入，美国所标榜的小学四年级都不会算术的基础教育，也很难让美国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我们也很难认同其教育的成功，从而被国内某些自以为是的“专家”泊来奉为经典。
但是，我们基础教育很快步入一个死胡同。由于我们的教育评价机制、社会的人才分配机制等方面改革的滞后，从而产生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教师为了个人利益，学校为了社会声誉，政府为了地方效益，老百姓为了“农门”，多方的利益纠葛压迫得教育越来越朝急功近利的深渊滑落。同时，教育理论的陈旧僵化，教材过度被肢解，教学实践无法、也无变革的土壤。为了减少学生评价方面的误差，一度甚至在语文考试评价中使用标准化的做法，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如：秋天来了，树叶( )了。学生答“红”、“飘落”等为错，因为课本上是“黄”了。语文教育也完全抛弃了其应有的思想文化传播功能，成为肢解文本、图解文本的空洞说教，我们的教育完全钻进了应试教育的死胡同。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素质教育应时而生，人文性也成为语文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各方面言论，归结起来，人文性要求我们的教育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独特的心灵感受，自己观察，独立思考，言自己所思，言自己所言。而教材的选择上也以贴近学生生活为主，更多的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科技与社会、人自身精神与心理成长探索等，而不是象以往的部分篇目一样内容过于单调，或成为图解语文知识的范本，或成为政治思想的宣传符号。一句话，人文性更多的体现是对人的关注，以人为本。从而淡化处理词的辨析、语法、文体、修辞、篇章段落的解析等语法规则、文章章法、文体结构方面的知识。这一变化的直接表现是考试指挥棒的改革，就是试卷中文学题、感悟题等所谓“活题”的比重增加，同时舍弃对语法、文章章法等方面知识掌握程度与能力的检测。一时间，令很多一线教学工作者无所适从，甚至于有了“一年不学语文照样考100分，初一学生能考高考卷”，“棒槌画个眼镜也能教语文”的笑谈。语文学科的学科特点完全的迷失了。
统观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焦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兴起于上世纪的语法教学还要不要保留一席之地，一是语文教育中要不要进行思想政治诠释与教育的问题。在工具论者看来，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情感、思想的传承，正是通过特定的载体，如文字、文章、文物等的得以实现的，而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这一精神传续的重要手段，是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具体体现。“中学语文学科的基础工具性质，要求着重培养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文道统一也要求体现这个特点。……语文课中进行思想教育，主要是在读、听、说、写的训练过程中提高认识，陶冶性情，不象政治课那样对思想观点、政治理论进行系统的教学。”①;而语法教学，正如英语教育或其它语种的教育一样，母语语言规律的有意灌输，是有利于语言的掌握与运用的。因为，“语言生产终归分为两大方面，即语言知识的获得和语言的充分表现。语言知识的获得是被动性的输入过程，而语言表现帽是创造性的输出过程，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前者是基础，是后者的前提。”②而在人文论者看来，思想政治教育是其它学科的任务，语文是文化的载体，教材是文化的传承，内容应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语文即生活，生活即语文，而对教材内容的诠释，无异于对知识的生吞活剥，从而否定了人性，强奸了人的意识，进而要求让学生自己去感悟，谈自己的感悟。学生没必要成为语言学家，学生学习语文是运用语文，只要会用就行了。我们没理由要求每一位学生都成为语言家，成为文学家。乍一听，都有道理，真伪难辨。可细细探究，问题出来了。
有人讲，中国的语言文字有两次划时代意义的革命：一是，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一是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的标点符号、拼音字母、语法修辞的吸收与引进，为语言文化真正的平民化和文化的传承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标点符号的引进，才从真正意义解决了困扰读书人多少个世纪的“句读之不知”的问题;正是语法的引进，才让国人反思自己的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日常语言，使语文真正成为一门独立于其它学科的科学。才让贾岛式的自发“推敲”，演进为今天我们自觉的且有理论作科学指导的“语言锤炼”。从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到段落篇章的逻辑结构，文体的选择运用，以及新词语的创造等，都从自发走向了自觉——马克思称之“自发到自觉”的“自由”。如果我们抛弃了传统，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语文学习上跟着感觉走?是否意味着我们语文知识体系的当然解体或对语文科学的背叛?如果我们忽视语文学科的这些属性，而放弃学科知识的学习，那么，我们不是在抛弃传统中迷失自我，就是在追求缥缈中走向虚无。
因此，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克服语文学科性质的单一性取向，注意二者并举，适当强调工具性，让受教育者掌握这一工具的特点，即授人以“渔”，让每一位学生培养更多的“语文素养”，从而让其有能力获得更多的“文化素养”或“人文素养”。
(二)把握学科特点，应强化语文教学任务的全面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简称《语文新课标》，对语文学科的总目标和各阶段目标都有详尽的说明。这些目标概括起来，即语文的教学任务有三个方面：文化知识积累、语文能力形成和思想情感培育三个方面。
然而，新课改前后，我们的语文教育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课改前，很多地方的语文教育重视对文本思想内涵的诠释或灌输，以及表现该思想内涵的技巧的图解。这种以讲授为特点的教法突现的是教师的权威，学生的机械被动接受和无思考状态。尽管这种方法很适合传播学者的理念，使得知识传播高效快捷，但因其漠视学生的“人性”，学生缺乏主观能动性而饱受诟病。课改后，重点倡导教法突破，体现在倡导学生积极思考，关注并重视学生的阅读体验，尊重学生的个性解读，否定教师的威权地位，引导学生言已所思，也从很大程度上淡化甚至摒弃了文体、语法、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诠释与解析，也一度让一线教学工作者无所适从。勿庸讳言，这两种做法都未免失之偏颇，我们也很难苟同。那么，怎样做才更接近语文教育的本质呢?
先分析新课改新教法。新大纲、新教材、新课改最突出的亮点之一就是对学生个体的尊重。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体验，重视学生个性化解读，提倡学生大胆质疑，无疑是一件好事。这种做法也符合文学基本原理和认识的规律，“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与独立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可以理解为是教育领域里的一次“个性解放运动”或“文艺复兴运动”。但问题是，“读《红楼梦》，道学家看到淫，经学家看到易……”前提是他是道家、是经家。没有一定知识储备的空谈能谈出什么来?一个头脑中没有一定语法知识、文章章法的人能真正读懂或理解一篇“文质优美”“结构精妙”的文章?试想：一个没有一定语言基础的人能很好地把握住一段话的中心句?一个中心句都无法把握的人能做到不“断章取义”，曲解作者?很可能的结果是，生活无数的“董邵南”拿着“韩愈”的劝慰“信”乐得屁颠屁颠地直奔燕赵地，寻找梦中的乐土;而一个个“精通时事”的年青学子争相效尤“富士山”，做一个“标致”人士吧。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传统语文教学法的一些优势。正是传统语文教学中对字、词、句、段、篇、章，语法、修辞、甚至逻辑的灌输或讲授，让学生储备了充足的知识，具备了良好的分析能力，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功底，才为他后来的畅所欲言作了良好的铺垫;也正是传统教学中的圈点评注法、精讲多练法、串讲法等优秀教法为学生开拓了视野，打开的蒙蔽之门，从而为其文化及人文素养的提升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基于此，我们认为，新课改的“新”，应是在对传统语文教育优点继承的“新”，是“扬弃”，而非“抛弃”。这就要求语文教育要全面贯彻新课标中所提出地教学任务，在某些方面，根据学生的实际甚至要加强对传统的继承，而非片面。这也是新课改目前困局的出路所在。
(三)不迷信多媒体，应强化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性，重视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这是教育工者耳熟能详的一个常识。但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将有无使用多媒体、课堂有无引入学生讨论等作为评价一节课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之一。一些“中看不中用”的教法大行其道，甚至于被作为经验推广应用，不能不说是对语文新课改的严重干扰。那么，面对新课程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语文教学方法究竟怎样来适应呢?我们认为，大胆采用新设备、新教具时，更应重视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一、语文教学目标是体，新教具、新设备是用，要量体裁衣，度身定做。
课堂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完成语文教育的某一阶段性目标，而如何完成这一目标任务是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因此，课件的制作、新教具的研发或使用，都服从这一根本目标。尽管当今的“无纸化办公”理念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使用多媒体教学，制作使用课件可拉动内需，提供就业岗位，为经济发展做贡献。但，它们都不能成为决定课堂教学效果和评价课堂教学优劣的最终依据。
课件的制作也应是有讲究的。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课型，不同的教学目标，课件应有所不同。说明类文章重程序方法，课件的要求是清晰的条理、程序的展示;诗歌重情，课件制作者应强调意境、氛围的创造;小说重在情节，戏剧重在场面，课件的制作也因此而有别。其目的都是为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及教学目标的实现服务的。其制作重在量身而为，而不能是如当下某些教师一样，做成备课材料的翻板。
二、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1、不同文体采用不同的教法。尽管新教材采用话题体例来组织文章材料，但这并不妨碍教师因文体不同而对教法的选择。如应用文和文艺文，记叙文、议论文与说明文，小说和戏剧，散文与诗歌。文体不同，表现形式不同，教法自然也应不同。
2、不同课型应采用不同的教法。如新授课与复习课;精读课与略读课;讲授课与自读课;综合实践课、讨论课与讲读课。不同课型，就要求我们采用不同的教法。
3、相同的文体也可采用不同的教法。如同样教《从百园到三味书屋》，钱梦龙可能是以“三主”为特色导读，魏书生可能是以“六步法”引导学生自学，而于漪可能是“点、线、面、体”的立体化、网络化的课堂教学结构去感染。
4、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法。因为学生年龄有大小之别，能力有高低之异，气质有胆汁、多血、粘液、抑郁之分，性格有态、知、情、意之差。所有学生的这些差别决定了教师备课也应先备学生，应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采用不同的教法。
当然，以上这些只是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与语文教学密切相关的评价体制改革、教材的编写与选用制度改革、语文教研队伍建设与教研组建设等方面也应当同步进行，与语文课堂教学改革者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探索出语文教育的科学方法，相信，那才是语文教育真正的春天。
参考文献与注释：
①选自《中学语文教师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977页
②选自《从语言学看英语语言的获得》 刘新慧 《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总第27卷202页
③《大众传播学总论》 张隆栋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④《心理学》伍棠棣 李伯黍 吴福元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⑤《中学语文教材教法》 河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