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78年的改革开放，拉开了第三次留学潮的序幕。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中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邓小平的指示吹响了青年学生走向世界的号角，迎来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留学大潮。经过30年的曲折发展，中国有120多万人到国外留学，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涌现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卓越人才。留学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连接世界的生机勃勃的方面军。如果从中国留学史的视角去观察，这次留学潮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两次留学热潮，而且还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其一、拓宽留学渠道，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发展留学教育，最重要的是财力支持和人力保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利用各种财源筹集留学经费，同时制定多种政策法规，激发青年学生出国留学的积极性，为留学教育的持续高涨打下良好的根基。在国家公派留学为主导的前提下，各部、各省、各个基金会、民间社团、大专院校以及国外的留学基金等都加以利用，采取一切办法，广派留学生。尤其是1980年代之后，允许自费出国留学，大大激发了全社会支持留学教育的积极性，使留学由单纯的教育行为转化成一种社会行为。随着1990年前后自费留学教育的不断成熟和规范，自费留学大军直线上升，成为30年留学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家长节衣缩食、东借西凑，千方百计送子女出国留学，这在客观上弥补了国家扩大留学教育经费的不足。在晚清和民国，也有一些自费留学生，但和改革开放后的自费留学生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二、留学牵动千家万户，国人的留学意识空前提高。在改革开放之前，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讲，出国留学是不可思议和十分遥远的事情，更谈不上对国家留学政策的关心。但近30年，谈论留学，想办法让子女到国外留学，则变为街谈巷议，成为日常生活中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是中国人渴望走向世界和留学意识高涨的显著标志。从考托福(TOEFL)和“GRE”那长长的队伍里可以感受到出国留学的火热。自从美国1981年在中国举办托福考试，参考的人数直线上升。以北京为例，1981年首次考试为285人，1985年即上升为8000人，1986年达18000人。1989年全国的考生有4万多人。到了90年代，为了报名，常常要通宵排队，但仍有未如愿者。而托福和“GRE”的成绩则越考越高，北京新东方学校的补习班则越办越火。日益高涨的出国留学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三、全方位的社会影响。30年的留学潮由于时间长，人数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即重大而持久。众多的留学生走向世界，无形中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而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也自然将世界文化介绍到国内，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和准确。留学生真正成了中国和世界联结的纽带。大批留学生的学成回国，迅速成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生力军，在各行各业散发出勃勃生机。活跃在各地的留学生创业园，集先进的技术、管理、资金、产品、物流于一体，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的建设。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园区，归国留学生是核心。各大专院校的归国留学生，则是难得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一些新兴学科和先进的实验室，多数由留学生主持，而长江学者和特聘教授当中，归国留学生占八九成。科技战线归国留学生几乎起主导作用。以国家重要的“863计划”为例，首席科学家和主要的领导者有七成为留学生。1996年在“863”十周年成果汇报会上，信息技术领域的主题专家组组长周炳琨明确指出：“光电子主题组前后参加者700多人，分布全国各地，大多数课题负责人或骨干是留学归国人员。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如DFB激光器、量子阱激光器等，其主要完成者几乎全是留学回国人员。”在近些年两院院士的增选中，有留学经历者高达90%以上。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波及到教育、科技、文化、政治、经济、法律、金融、通讯、交通、社会等许多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和划时代的。(李喜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