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当祖国遭遇严重冰雪灾害，他们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在拉萨“3·14”事件发生后，他们宣传西藏真相，维护祖国统一；他们身在海外，挥舞国旗，捍卫奥运圣火的庄严与神圣；他们在汶川大地震后，流着热泪，与祖国声息与共；他们同聚在奥运圣火下，为场上的健儿呐喊，为志愿者的洪流添力。
2008，他们共渡难关，共享喜悦。回顾这一年中的日日夜夜，揪心后有欣慰；回首改革开放30年风风雨雨，他们身在其中，与祖国共同前行。
张鹏：护卫奥运圣火 忘不了的“4·19”
2008年已过，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度，对于世界，对于中国，也对于身在其中的自己，发生的点点滴滴都在一年悄然度过之际时涌上了心头。
2008年4月7日，北京奥运圣火的境外传递在巴黎遭到了“藏独”分子的阻碍，从而导致一时间所有在法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都为此感到空前的愤怒。
2008年4月19日，一群留法学子和其他在法华人自发地聚集在了一起，进行了一场历时4小时，在法国近2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华人集会。大家一起为祖国呐喊，要向世界介绍中国，要向世界为祖国澄清那些被歪曲的事实，那些被混淆的视听！
我和我的朋友佩戴着自己制作的五星红旗胸章，挥舞着五星红旗，为祖国高声的呐喊。组织者带领着大家一起高唱爱国歌曲，声音响彻巴黎的天空。有些同学还自己打印出了这些歌曲的歌词，大家都聚拢在他们旁边，一起歌唱。我手里挥舞的五星红旗，有时候会打在旁边同学的脸上，可是没有一个人会在乎这些，红旗挡住了自己的脸，没有关系，手轻轻地把红旗扬起，继续放声歌唱。大家手拉着手，唱着、喊着，有的只是一个心愿：维护祖国尊严。
集会快结束的时候，碰到一个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听说我们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就主动把他的饮料给我们喝，又邀请大家吃三明治。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散了之后，我们打算乘地铁回家，到了地铁卖票的地方，碰到几个和我们一样从外地赶来的中国学生，由于对巴黎的地铁票不太熟悉，大家就在那里讨论该买哪种票比较好。这时，在这几个同学前面的两个中国学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主动把自己刚买好的票送给大家：“你们是从外地赶来的，不容易，赶紧坐车回家，好好休息！”
这时候除了感动还是感动，在异国他乡，一颗爱国心，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爱国离我们不再遥远，我们在那里并肩战斗，我们高喊口号，我们挥舞国旗，我们就是在爱国!
2008年注定会有许多事情让人刻骨铭心，而我的“4·19”必将伴我一生，它会一直激励我，让我更加明白我们海外学子肩上的责任。(寄自法国)
刘雪：支援地震灾区 风雨之路 同舟共渡
暴雪、低温……2008年初，中国部分地区遭受历史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无情的天灾，牵动着广大在日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的心。
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下称全日本中国学友会)发起的为祖国受灾同胞捐款、为受灾地区抗灾救灾建言献策的行动，于2008年2月1日在日本拉开序幕。分布在日本各地的部分大学的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利用春节晚会的机会，进行现场募捐。
2008年2月4日，在东京大学学子喜迎新春、共度佳节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东京大学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发出倡议，号召东京大学的中国学子们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参加到“拳拳赤子心、冰雪见真情”的赈灾捐款活动中，伸出援助之手，为冰雪中的祖国人民送去温暖、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
“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就有可能会让一个灾民过上暖和的一夜、吃上一顿热饭；提出一条科学的建议，也许就能让大雪少损坏一座电塔、少压垮一间房屋。”东京大学王文杰博士在组织该校的捐款活动中说。
随后，带着留日学子爱心的抗灾捐款陆续汇往国内抗灾部门一线。
举世震惊的5·12汶川大地震又一次触动着留日学子的心，地震发生后，灾区的情况和中国救灾行动通过电视画面传遍世界，在日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展开以社团、协会、公司，甚至个人为单位的募捐支援活动。
全日本中国学友会在第一时间号召留日学人捐款支援灾区救灾、抗灾，与此同时，学友会还组织了100多名志愿者协助在日华人专家及时翻译了大量日本地震抗灾救灾重建资料，通过有关部门转给灾区作参考。
时隔半年多，2008年12月13日，全日本中国学友会代表广大留日学子再次将2000万日元捐款转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用于支援四川地震灾区受灾小学的重建。至此，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全日本中国学友会及各级分会和广大会员募集的支援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数额，已累计超过了1.3亿日元(约合1000万元人民币)。
“我们将继续支援四川灾区的重建工作，下一步工作是对灾区受灾学生和学校进行长期定向援助，此外，还将在适当时候组织服务团队到四川支援重建工作。” 全日本中国学友会的爱心仍在延续。
风雨路，同舟渡；危难中，见真情。全日本中国学友会会长李光哲表示，灾害可以阻断交通，但是隔不断我们留日学人支援祖国的真情。
肖城：以我们的方式表达爱
曾经有人如是评价80后：嘴里哼哼着周杰伦，穿着奇异的服装，追捧港台日韩。他们从不钻研老祖宗的文化，凡事追求另类，就爱特立独行。80后，被认为是担当不了责任的一代。
然而，汶川地震改变了这种说法。虽然我们远在异国，但一幕幕募捐场景让我们为80后鼓掌。
活动通知经贴出，大家都开始积极参与。捐赠善款、报名志愿者、散发倡议书……这其中99%的都是80后。
沙沙是2008年3月份刚来到意大利留学的，当她和其他一起租房的同学看到佩鲁贾学联组织的捐款活动通知后，立即给学联负责人发来短信说：“我们想参加到抗震救灾的行列中，请安排我们做志愿者。”来到捐款地后，他们自己每人先拿出20欧元，“这是我们自己的心意，希望能帮上灾区一点忙。另外我们家还要集体捐一些，我们家已经决定这个月不吃肉了。”这就是80后，俏皮中让你感到他们的可爱。
小周来自深圳，1988年出生。当他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后，赶写出倡议书，张贴到各个教学楼的公告牌里，号召大家积极参加到救灾的队伍中。每天注意网上的灾区报道，并翻译成意大利语，让外国同学也了解中国地震的情况。不要瞧他年龄小，他是遇事最肯动脑筋的一个。
SM是一个瘦瘦小小的江苏女孩，刚刚20岁，来这里不过3个月。她和其他志愿者一样，总要求负责人为自己多安排些工作。她说在这次募捐活动中忽然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因为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她在博客中写道：“虽然每天的活动结束后都很累，但我很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内心充满动力的去做一件事……以前总以为只有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可以体现出民族荣誉感和使命感，但今天的工作让我明白了原来自己一直都错了……我们出生在一个和平年代，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爱。”
这就是我们身边普通亲切的80后。长辈的期望、升学的压力、就业的艰辛可能会让他们困惑彷徨。但在海内外的抗震救灾活动中，80后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责任感，证明了他们的成长。 (寄自意大利)
马晓征 亲历北京奥运 我的奥运故事
2008年，我荣幸地被北京奥组委选为为奥运会服务的海外志愿者中的一员，回到故乡北京，参加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度过了难忘又紧张的16天。
由于留学澳大利亚期间，很少回国，家乡的变化都是从当地的媒体上得知的。每当听到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北京奥运会场馆设施建设的介绍和报道时，我都会由心里产生出一种自豪感。
虽然做了很多心理准备，但刚下飞机那一刻，还是惊讶着北京巨大的变化！新机场在夜色的包围下像一颗深海里的夜明珠，机场内到处是井然有序带着奥运标识微笑着服务的志愿者，顿时，我的亲切感倍增。
第二天，我来到了我的工作场馆——“水立方”，我被安排的任务是“成绩打印分发”。主要是负责把成绩结果迅速发给相关部门。这个任务听起来很容易，实际上是一个很需要效率的工作，而且是整个比赛流程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一点也不可以疏忽，我们紧张地一次又一次地练习着。
8月9日，是“水立方”正式开赛的第一天，等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早8时就准时地来到了工作地点。之前就听说了，这第一场比赛会来很多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人。可是作为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我们不能离岗，只能在办公室里坚守自己的岗位。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能够在“水立方”工作，已很幸运，能够让人们间接或直接地感受到我们的志愿工作，是我们志愿者最大的光荣。
这之后，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早8时到岗，有时候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宿舍。很辛苦，但我觉得很快乐。在全世界都关注奥运的时候，我能有机会在奥运场馆服务，再辛苦也觉得很开心！
工作之余，我们还会有些机会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朋友作简单的交流。从他们的口中，我深深感觉到他们对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惊讶。他们有些人曾经在10年前来过中国，但这次来到中国，他们完全被这些巨大的变化折服了。他们说看到了城市里的很多绿地，看到了整个城市充满了人文关怀……
听了这些外国友人的陈述，我心里特别开心。
2008年，一场奥运会，让世界了解了中国，也把我们海内外的中国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寄自澳大利亚)
崔国文：出国留学30年 留美追忆
我们一行52人作为新中国派出的首批访问学者于1978年底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当我们穿着清一色且式样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黑色大衣出现在美国时，引起了大批美国人的注意与好奇，他们中多数人主动地向我们打招呼。
在美访学期间，我时刻铭记着一穷二白的祖国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使命……努力学习、掌握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早日为国效力。
在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进修的两年时间里，我深感当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开发方面落后于美国；然而，我们亦有优势——实验操作能力强、工业实践经验多。为了多学，在这两年内除了工作日连绝大部分节假日也都在实验室内度过。
尽管几乎天天在实验室里干，但似乎从不觉得疲劳、从不觉得枯燥。因为重任在肩，丝毫不敢松懈。在我们首批访美学者中，有一位竟然在平安夜一直在实验室工作至凌晨。待其打算离开实验室返回住所时，整幢大楼已经上锁。
出国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首批访美学者，要努力进修，学成回国服务。这正是祖国的期望。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压力也恰恰是奋进的动力。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首批访美学者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
1980年下半年，我的导师向我表示道：“你还年轻，如果你乐意，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博士生。”这样的愿望，我曾想过。但是我想，一旦如此，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进修时间将大大超过原定的两年计划，这与我们的出国安排是不相符的，加之，国内的同事也盼望着我尽早带回本专业领域的最新知识、动态与技术。因此，我婉拒了导师的好意，并表示抓紧这最后的半年，努力向导师学习，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课题。
导师理解和支持我的选择，为我的进修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并为我参加各类本地和外地的学术活动提供全部的经费。
1980年12月30日，我们首批访美学者中的4位一起乘机离开波士顿，飞向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学校、同事和亲人们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