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延续着近年来她所保有的姿态——活跃。
为新成立的国学院聘来了红学大师冯其庸，又为新闻传播学院聘来了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这两件大事，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人们不得不再一次将目光投向纪宝成，这位在短短几年以新的大学理念打造了一所名牌大学全新面貌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敢想敢说敢为，是纪宝成的特点。就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来，他提出的“新世纪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建设重在大师、大楼、大气”、“高等教育要反思重理轻文，重术轻道”、“教育不可泛市场化”等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5年岁尾，纪宝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从过去一年的工作开始，谈起大学理念和大学校长的责任。
大师、大楼不可或缺
教育周刊：这几天看到很多人大的老师都喜气洋洋的，说是要搬到新办公室办公了。
纪宝成：是的，我们有许多教师这几天都在忙着搬家。这两年，我们通过校园置换解决了教师的生活住房，改善了教师的生活条件，同时优化了校园环境，拓展了办学空间。最近，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的明德楼竣工投入使用了，教师的办公条件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人大在2006年将实现正教授一人一间工作室，副教授二人一间，讲师三人一间。一改多年陈旧拥挤的办公条件，大家都很高兴。梅贻琦先生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我们很赞成。但是，今天时代不同了，大师重要，大楼也重要，一所现代化大学没有现代化的教学科研设施，怎么办学？怎么为学生成才、为教师科研和教学提供条件？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弘扬，但不等于不要硬件设施。
教育周刊：谈到大师，人大2005年请来了冯其庸和赵启正，对外界而言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但是，也有一种猜测，说这是一种炒作行为。
纪宝成：关于请来冯其庸先生和赵启正先生，首先我想谈谈近些年来人大针对教师队伍的建设采取的“走出去，请进来，沉下去”的措施。人大有一批优秀的教师，但能称为大师的不多，这也是整个高校系统面临的问题。一所大学不仅要推崇大师，吸引大师，还要成为培养大师的土壤，让大师充分展现他们的光芒，让有潜力的在这样的土壤上健康茁壮成长。人大的做法是在师资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下功夫。所谓“走出去”，就是把自己的教师送到国外深造。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增强国际性对一所大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谓“请进来”，就是吸引人才。通过各种渠道吸引海外、校外的人才到人大工作，这既是学校与社会，国内与国际保持良性互动的途径，也是人才与社会资源的共享，对人大这所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主的大学尤其意义重大。所谓“沉下去”，就是教师要深入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更多地了解国情，更多地了解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做到学以致用、用以助学、学用结合。我们组织的教授考察团深入到地方，与建设一线的人交流与合作，在当地大受欢迎，教授们也感到获益匪浅，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聘请冯其庸先生担任国学院院长、赵启正先生担任新闻学院院长，学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是从有利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考虑的，没有任何炒作的意思。事实上，您认为人民大学这样的大学需要炒作吗？
冯其庸先生德高望重，国学功底深厚，成果卓著，是今天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热爱传统文化，热爱教育事业，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而且冯其庸先生一直是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对人民大学有着很深的感情。冯先生上任后，参与了国学院教学方案、教师聘请、专家委员会成立的全部工作，国学院的发展与进步，与冯先生的呕心沥血是分不开的。
聘请赵启正先生，我个人认为，学者型或有学术见地、学术背景的政界官员在退下来后到大学任职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进步，它不仅对大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有利，而且对国家政治文明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官员退下来后到大学任教职，起码在观念上冲击了“官本位”。另外，具体来看，学者型官员也给大学带来了一股新风，他的眼界、视野、分析问题的角度与纯粹在大学讲学的教授不一样，相互交融碰撞，有助于产生思想的火花，产生新思想。什么叫大学的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组织上的措施。
大学不是封闭的，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常说，大学要为社会作贡献，反过来，社会人才为何不能为大学作贡献呢？当然，一个严肃的大学要的是真正有能力的人才。赵启正同志阅历丰富，知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对新闻规律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实践经验非常丰富。这是一件解放思想，冲破旧观念的事情，我认为社会应该支持我们。一个大学校长的责任之一，就是聚集人才，为培养大师创造良好的环境。
浩然正气和学术自由
教育周刊：近年来您一直强调大学的三大基本要素：大师，大楼，大气，能否谈谈“大气”？
纪宝成：大气就是指一所学校的学术视野、学术氛围、学术气度、学术胸怀，就是校风学风。这里尤其强调正气，浩然正气。过去我们讲“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我觉得还应“正气留人”，而且要列在第一位。《资治通鉴》有一句话：“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大师应该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是“德才兼备”，是“道德文章，堪为师表”。对老师，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要求，必须讲师德，讲以德为先，讲德育的氛围。一所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大师、大楼、大气都要有，才能当得起这个“大”字。
教育周刊：刚才讲到学术气度，目前一些领域出现“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您怎么认为？
纪宝成：大树底下不长草，武大郎开店，这是学术不自由的表现，不可提倡。要有容纳不同学术观点的宽广的学术胸怀。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理论创新。在人大，我们主张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任何学术观点都可以出现。要鼓励探索，包括宽容失败。不要随便“戴帽子”，坚决贯彻“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方针，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术上“保守”一点，可能就保留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激进”一点，可能就代表了某种前进的方向。扼杀思想，就是扼杀学术创新。要把学术与政治划清界线，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也不把政治问题学术化。
教育周刊：我们注意到人大的校徽远看很像个“川”字。
纪宝成：人大校徽中间是三个篆书的“人”字，寓意是“人民、人本、人文”，远看还像个“州”字。海纳百川，胸怀九州。在学术上就要有这样的气度和抱负。
我们人文社会学科不像理工科，引进人才时没有什么硬指标，有的教授就问我，到底引进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拔尖创新人才？我有时开玩笑说，比你好的就行。你已经是这个学院水平最高的了，你就引进现在水平比你高，或者至少学术潜力比你大的。其实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谁水平高，大家都知道，关键是有没有这个气度和胸怀。
名牌大学要有自己的“格”
教育周刊：您先后在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部工作过，这些经历对您担任校长后的工作有什么帮助？除了大学校长，您又是一名经济学家，我注意到您2005年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对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的发展，您有何看法？
纪宝成：我的经历比较丰富，我想任何一所大学校长的经历和阅历都会非常丰富。大学毕业后我在基层的县级机关工作10年，后来又在人大呆了10年，然后去了国家机关。这些经历让我在大局意识、统览全局的意识和能力上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让我敢于果断决策，抢抓机遇。另外，我既有学术工作的联系面，也有行政工作的联系面，这些都对我履行大学校长的职责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1999年我在担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的时候，就在光明日报头版上发表了“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的文章。国民教育不能市场化，像办企业那样办大学，我更不同意。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搞建设，办教育，要善于运用市场的知识，比如竞争体制，是肯定需要的，后勤管理，肯定要社会化或半社会化。
不过，引进人才，就不能简单地直接与市场相联系。吸引人才也不能单纯靠酬金。我对现在个别学校恶意炒作酬金，抬高高等教育用人成本，持保留意见。在个别情况下，我们的用人成本比一些发达国家还高，正常吗？这值得我们思考。知识分子的待遇需要提高，这我赞成，但凡事有个度。我和有的校长沟通过，大家都觉得以中国目前这样的经济水平，引进人才的年薪炒到80万、100万，不可思议。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要考虑市场需求，但是，我们还要考虑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不是一个概念。像人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对于一些目前看不到市场需求的专业，只要有潜在的社会价值，我们就要办下去，把教授养下去，这就是研究型大学的“格”，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什么时候就需要这种人才，我们要为社会储备人才，为未来储备人才。因此，大学的人才培养要重视人才市场的需求，但不能完全陷于其中，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才市场的需求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