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的人是最公正的。实际上，用多把尺子衡量一个人，可能离真正的公正更近一些。
经教育部、上海市批准，2006年复旦大学在上海部分考生中试行“自主选拔录取”。4月1日至2日，自主选拔录取面试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顺利举行，共有1185名学生参加了此次面试。面试是自主选拔录取的关键环节。经由面试专家综合评定，最终预录取298名学生。预录取结果已在4月5日形成，并于昨天开始陆续通知学生本人进行确认。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昨日专访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早报：复旦大学是出于什么目的要主动尝试自主选拔录取的改革？
秦绍德：说老实话，这是一件“自找苦吃”而且容易招来非议的事情。有人说我们是为了抢好的生源，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做任何改革，复旦每年招来的也都是上海和全国最好的学生。我觉得，只要高考这根指挥棒不改变，现在大家天天都在讲的“应试教育”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如果像复旦这样生源基础好的学校都不敢跨出这一步，很多兄弟高校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我们去年主动向教育部提出试点请求。我们认为，这是在以新的方式行使《教育法》赋予高校的自主办学权利。
复旦的自主选拔录取方案准备了差不多一年半。之前，复旦的很多校领导先后去耶鲁大学学习考察了两个暑假，看他们怎么选拔优质生源。我们还通过很多其他的渠道去了解世界一流的大学怎么招收本科生。
国外的大学招生有两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是学校的自主权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去选择学生。而我们的学生面对的都是同一张考卷，复旦所不同的无非是分数线高一点。二是人家录取工作非常细致，一般要做几个月，他们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招生，对学生各方面进行考察。学生往往在半年前就开始申请，要提供多方面的资讯，还要有合格的推荐人，程序上非常严谨。此外，国际一流大学还会派人到世界各地去面试，在全球范围内发现最优秀的生源。
早报：请您描述一下复旦大学自身对人才的培养目标？
秦绍德：复旦大学培养的是栋梁之材、领袖人才。我们对自己培养人才的期望值很高，我们希望通过自主选拔录取招收更多适合我们目标的学生。
早报：整个选拔过程现在已经结束，您是如何评价的？
秦绍德：对于今年的第一次试点，我有两句话要说。
第一，按原定程序，整个选拔过程在我们预料和掌控之中圆满完成，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结果令人十分满意。这个试验是有价值、有收获的。我们会作一个全面的总结，在适当时候向教育部、上海市乃至全社会报告。
第二，社会反响强烈，并且有一些不同意见，这有一些出乎我们意料。我认为，大家都是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改革的。比如说，不少大学的校长热情鼓励我们，复旦的老师们也十分赞成学校的招生改革。教育界内部对此总体上是认同的，这也包括相当部分的中学校长。社会上有很多人不会过多地关心招生改革的意义。特别是一些考生家长，他们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招生是否能够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早报：这的确是社会舆论对这件事情的聚焦点。
秦绍德：如果说我们在方案设计上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话，就是在“三公问题”上做了一些符合目前中国情况的设计。我们处理这个问题要远比国外大学谨慎。复旦大学已积累了丰富的招生经验和良好的社会声誉，我们也非常珍惜这个声誉。为保证该改革方案的有效实施，我们专门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复旦大学自主招生改革领导小组，制定了实施细则和计划。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本方案的执行，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本方案的实施。在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做到选拔工作规范有序、选拔方案公开、选拔方法公平以及录取结果公示。
早报：公平问题的另一个侧面是，仅凭几十分钟面试就决定是否录取一个学生会不会太草率？
秦绍德：社会上的确存在这方面的担心和误解，实际上，我们对于报名学生，不仅要求他们提供中学期间的所有考试成绩作为参考，还专门经过一次资格测试笔试。面试当天，老师和学生确定分组后，面试老师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看学生的申请材料。材料反映了学生的平时表现和能力，比如申请信、高中学习成绩单、能力证明、推荐信、作品等。在学生进入面试房间之前，老师们已经对学生有了基本的了解。然后5个学科背景不同的老师再从各自的角度去审视学生的成才潜力，看是否符合复旦的要求，他们的提问都是有针对性的。
讲到这里，我认为有一个观念必须得到转变：很多人认为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的人是最公正的。实际上，用多把尺子衡量一个人，可能离真正的公正更近一些。我对我们的面试老师说，我们要招的是具有成才潜力的人，而不是已经是人才的人。
早报：经过今年的试点，你们对于明年的招生改革有什么设想？
秦绍德：我们希望教育部给复旦更大的自主权，也希望社会给我们自主选拔录取更加宽松的舆论空间。如果教育部同意，我们很乐意将自主选拔录取的试点进一步扩大，不仅扩大招生名额，也扩大区域范围。这可能会大大增加我们的招生成本，但是要找到人才就是这样的，当然这还要全国各地招生部门的支持。
我们的理想是，希望通过不断深入的试点，力争三到五年之后，复旦大学在招生上取得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十分热忱地希望有更多兄弟学校加入我们的改革行列，我们愿意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介绍我们的经验教训。我希望不同学校自主选拔办法不一样，这样今后大家可以取长补短。我乐观地认为，如果全国有30到50所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能够实现自主招生，那么大家批判了多年的“应试教育”大格局就有可能出现大的改变。到那时候，中国也会出现一个中学毕业生同时收到四五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情况了。
早报：除了“应试教育”的问题以外，当前社会舆论对于高校招生资源分配中的公平问题有很多议论。中国的大学是国家办的，您是如何看待高校对于不同省份和城乡之间的招生分配公平问题的？
秦绍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当前中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首要着眼点，要围绕在为国家未来发展培养更多创新性的紧缺人才上，而不能追求绝对的公平。如果要追求绝对公平，那我看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全国一张卷子，按统一分数线录取；二是按照各省市的毕业生人口来平均分配录取名额。但我敢说，这样一定会浪费国家大量宝贵的高教资源。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没有这个财力去追求这样的绝对公平。高等教育毕竟不是义务教育，它不应承担太多的社会保障功能。
但在另一方面，我坚决认为，从现在开始，国家应该将财政等各方面的投入明显地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倾斜，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我的观点是，要让所有人都享受到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当保证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都能正常上学，确保不让一个学龄儿童失学。此外，国家还应当下大力气扶持中西部办大学。复旦也有自己的对口支援学校，我们愿意为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而尽自己所能。
早报：一段时间内曾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从去年开始突然变成了“过街老鼠”，但感性的批判并不能代替理性的思考。我们恐怕应当冷静地分析一下所谓“教育产业化”和人们深恶痛绝的“教育乱收费”产生的根源，从而为下一步的教育改革找到正确的方向。
秦绍德：关于教育腐败和乱收费的问题，我非常愿意坦率地发表我的看法。不过这个问题实在太大，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专门谈。今天我只讲两个问题：第一，教育可能是一个产业，但绝不能产业化。产业化是以营利为首要目标，世界上没有一所知名大学是为了赚钱而办的，复旦大学也绝不会把营利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当然，大学除了教学之外，往往还拥有自己的科研乃至实业，有些科研项目是应当转化为商品的，大学的实业也应当按照市场规律来经营。这些都应该分开来看。但大学本身肯定不应该是为了牟利而存在的。基础教育就更加不能讲什么产业化了，国家就是要拿出财政投入来办。至于当前社会舆论反映强烈的大学“乱收费”问题，我不否认有乱收费的情况，但我个人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社会认识，恐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前大学的收费管理存在很大问题。该收费的地方国家政策不让收，而不应收费的收了又没人管。此外，目前我国大学的收费存在严重的“倒挂”现象：越是好的大学收费反而越低廉，质量一般甚至比较差的大学往往收费很高。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至于复旦大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从来没有过乱收费的情况。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招过一个“择校生”，因而也就不存在乱收费的问题。（记者 田青瑶 陈季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