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科大建学50周年、少年班创办30周年，这样一个有重大庆祝意义的年头，朱清时也即将卸任了。
62岁的朱清时，已连任了10年中科大校长。在中科大校史上，只有首任校长郭沫若任期跟他一样长。
他的10年任期，也是少年班遭遇批评和质疑最多的时候。朱清时如何面对这些质疑？他怎么看少年班的得失？
3月22日，记者与他面对面。
少年班最成功是创新
新京报：少年班创办30年，你认为少年班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
朱清时：少年班最成功的，就是进行了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
比如招生方面的创新。
少年班在招生上跟高考不一样，最初，是老师带着试卷上门考试，完全的自主招生；现在招生，也要高考，但过了重点线就行。
少年班录取有复试，比如进行心理测试。学校对招生有更大发言权，选人才的灵活性就大了。不会一刀切，不光是考题决定一个孩子的一生。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少年班头两年不分专业。
朱清时：少年班的孩子很小，刚进大学对自己擅长什么不了解，对自己喜欢什么也不了解。所以头一到两年，不分专业，让最好的老师教基础课。然后让他们在全校范围内自选专业。
这个时候选择专业，就比较准了，学生就能选到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专业。这一点，至今很多高校都做不到。
新京报：少年班是否也有教训？
朱清时：也有，那就是社会过度关注少年班，给孩子太多精神的压力。
少年班最初成立的时候，社会上都把这个班叫“神童班”，全社会都在关注他们。让他们觉得全中国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压力就太大了，超过了小孩的承受能力。当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心理辅导。
对他们不能关注太多，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童，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同于常人。
新京报：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给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这个题词很多年没公开，几年前才公开，为什么？
朱清时：那个时候很保守，少年班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题词。陈先生的意思是，少年班的学生做学问，掌握精髓要义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不要为了考100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
比如我老家四川种地，一亩地产水稻400斤，一年施很多化肥，多产几十斤，以后施更多肥，增产并不多，结果把土壤给破坏了，其实并不好。
要考100分，会花费很多时间，浪费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僵化，成为考试的机器。
太出众招致批评多
新京报：对于社会的关注，你听到过哪些对少年班的批评？
朱清时：批评的很多，有的人说少年班是拔苗助长，有的说少年班是摧残青少年。
有一次在国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在会上介绍少年班，国内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的老院士当场站起来批评我，说我不该介绍少年班，说这是拔苗助长的典型，是摧残青少年。
新京报：少年班30周年庆祝活动，把少年班著名的反对者蔡自兴教授请来了。是想说服他吗？
朱清时：很多批评都是误解，而误解，是因不理解少年班的这些孩子。
很多人认为，我们让这么小的孩子读书，很残忍，没有人性，他们本来该玩的。
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人，确实有些孩子智力超常，成熟早，不喜欢玩同龄人玩的东西，他们心静，喜欢看书。
我就是典型的这种孩子，小时就这样。直到现在，我不喜欢大吃大喝的宴会，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跟人聊天，一辈子都不打扑克，就喜欢看书、看报。
在那些喜欢玩的人眼里，会觉得像我这样的小孩喜欢静，可能是性格有问题、古怪，不会玩。但他们往往容易沉浸在抽象的思考里，很早就开始思考问题。
不是我们强迫他读书，是他自己喜欢读书，如果不给这些孩子机会，就埋没了他们。不让他们学习，反倒让他们难受。
他们就是与众不同，需要特殊的教育。
新京报：对少年班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你任校长期间？
朱清时：对，我知道，那段时间批评很多，这个很自然。
我这一生也遇到很多批评。一个人思想或行为不从众，就容易招批评，特别是这样的人成为名人后；你是名人就要接受监督，要付出代价，大家都可以随便批评你。
新京报：有没想过，怎么有这么多的批评？
中国从来就是这样，“佼佼者易折”，出类拔萃的人，总是招风的。你要是拔尖，批评攻击你的人就很多。
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介绍中科大的，说中科大太突出、太高了，是招风的大树。
少年班就是这样的，它太出众了，自然会有人批评。
宁铂出家后，批评非常集中。很多人说，你中国科技大学培养到最后，少年班的代表人物宁铂出家了。
但我不这么想，我建议把文化放到更广义的范围去思考。李叔同不出家，就没有历史上的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后来的很多成就，都跟李叔同当年学习的东西有关系。谁能说宁铂以后不会走这么一条路呢？
为教改创路，成本就不高
新京报：国内曾有13所高校办少年班，现在只剩下中科大在坚持，为什么中科大能坚持下来？
朱清时：我们每年只招50个孩子，每个省只招几个，但要派很多人去当地学校调查，去考核，招回来，派最好的老师上课，所以，办少年班招生和培养的成本是很高的。
其他学校办了以后，发现成本太高。他们一年招几千个(学生)，不愿为了几十个孩子花这么高的成本，也就不愿办下去了。
中科大少年班要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闯出一条新路，这么算，成本就不高了。所以坚持要把少年班办下去并办好。
新京报：也有其他校领导说过，举全校之力办少年班，是不是会牺牲学校里普通学生的利益？
朱清时：少年班是个教改的试点，今后全校都要往少年班的模式改的。
少年班学生很少，目前占用的教育资源毕竟有限，没有明显影响到资源分配的公正。
重压下坚持不扩招
新京报：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先生主张教授治校，听说你也持相同观点？
朱清时：是的。今年两会，我的主要言论就是这个。(目前)大学行政化，高校越来越像一个官场。
我和竺可桢先生的思想一样，大学是个学术机构，只能按学术的标准来发展。既然是个学术机构，提高学术水平才是你的政绩。但很多高校把盖楼、征地、扩招学生、要多少钱、收多少费当政绩，越来越行政化。
在中科大，还保留了教授治校的部分传统。教授们能说话、敢说话，说了话也管用。
你看，我们都没花钱盖新行政楼，20世纪80年代建的六层的老楼，至今还用。
在中科大，只有我和书记因为经常有接待，办公室稍微大一点，但实际上不如一个地方高中校长的办公室大，其他人的办公室更小。
但是，我们的教学设备一流，科研设备一流。
新京报：目前惟一不扩招的高校就是中科大，而扩招能带来的经济实惠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中科大坚持不扩招？
朱清时：坚持不扩招，是我遇到的最大的冲击。当时上级部门发了文，为了拉动内需要扩招，压力非常大。我们一般每年招1300人，后来因为压力，扩招了500人，结果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后来我们还是坚持不扩招，为什么呢？我们是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招那么多人有什么意义，质量跟不上啊。
再说，我们从不指望学费赚钱。中科大的学费以前甚至比安徽一些地方高校都低。现在的标准是在当地政府和物价部门协调下定的，因为我们学费太低，其他高校有意见。
不圈地引来质疑
新京报：前几天，有电视台记者想拍你们的校门，但是找不到一个他们觉得好一点的校门。
朱清时：我们这些年没怎么搞大规模基建。
前几年，地方政府有些官员，为了搞出一点政绩，想弄高教园区、大学城，多次找人跟我说，想让我们去那里建新园区，愿意第一个给中科大批地，给最好的地，要多少给多少。当然，弄这些地要花钱的，但他们答应当地银行贷款。
如果答应了，那我们现在也会有大笔教育欠账。中科大是培养拔尖人才的，不必把规模搞那么大。还有，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建新园区呢，我们的老师每天跑那么远上课，哪里还有精力搞科研。
新京报：这样做，会不会得罪地方官员？
朱清时：呵呵，确实得罪了地方官员。包括我们学校一些老师和校友对我也有意见，有人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叫《朱校长的战略错误》。我知道，这个文章是我们学校老师写的。说我不去圈地不去贷款，一旦国家为其他高校的欠贷买了单，我们就错过了大捞一笔钱的机会。
我马上就要卸任了，这个事情给我的压力还在。
如果国家以后真的为那些乱圈地、乱贷款的高校买了单，那他们就要一直骂下去，朱校长错过了大捞一笔的机会。
不过，我最近从国务院有关领导那里听说，中央会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不会让我们这些循规蹈矩的学校吃亏，不然在教育战线哪里还有诚信可言。大家都捞着机会就拼命贷款赚钱了。
我也很欣慰，没有做这些事情。让大家都静心在学校搞科研和教学。
新京报：中科大历史上7位校长，只有你和郭沫若先生任期达到10年。你怎么总结这10年？
朱清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中科大和10年前还是有明显的提高。
1996年我做副校长时，只有4个学科是重点学科，现在理科所有学科都是国家重点学科了，工科也有近90%是重点学科；最近几年中国的“十大科技进展”，每年都有中科大的，这在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
最近我看校史，很感触，觉得自己受中科大校风影响很大，那就是不盲从、不跟风。
这十年，我没有跟风圈地建新校区，没有盲从扩招，按客观规律办事，让中科大这么个小地方，还能放得下若干张书桌。
链接
●学历情况：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学生共1220人，已毕业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占91%。前16届毕业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获得博士学位，26.9%获得硕士学位。
●职业选择：据不完全统计，约20%的学生选择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有93人拥有国内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国外终身教授；在北大、清华、中国科大、复旦四所大学担任教授的有近20人。
●活跃领域：有超过70%的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35%。
●学术成就：在国际学术前沿，有18人在西方一流研究型大学任正教授，有多人获得国际知名大奖。国际工商、金融等领域也有中科大少年班学生。
●两个优异班级：1986级，29名学生,后来取得博士学位的有18人、硕士9人。1987级，学生43人，博士24人、硕士13人，其中有阿里巴巴集团参谋部副总裁李俊凌与“哈佛美女教授”庄小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