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智宏回顾任北大校长这九年：改革稳中求进

　　许智宏，北京大学第30任校长，也是第一位北大毕业生任北大校长。1999年12月13日，许智宏登上北大图书馆报告厅的讲台，57岁的他动情地说：“我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年纪重返北大。”2008年11月11日，在他离任前夕，他在学生宿舍和称他为“许爷爷”的学生们一起唱起《隐形的翅膀》，被媒体称为“最具个人魅力”的校长。

　　在正式离任的公开信中，许智宏写道：“今年我已66岁，已经完成了9年北大校长的历史使命，功过是非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在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的时候，许智宏在《迈向一流大学之路》的讲话中说，百年校庆以来的这10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战略，北大迎来了建校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问：回首在北大工作的9年，您最先想起的会是哪些人和事？

　　许：时间过得非常快，很多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我记得刚来的时候，第一个去看望的学生群体就是在昌平园区学习的本科一年级的同学。想当年昌平园区开工建设的时候，我作为生物系一年级的学生曾在那里劳动过。记得当时条件非常艰苦，飞沙走石的。我也到校本部的学生宿舍去看过，基本上和我上学的时候差不多，很有感触。离开母校三十多年了，但大部分宿舍还是很陈旧，只是由我当学生时候的8人一间改为6人一间。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定要尽快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

　　虽然我们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但我觉得，大师很重要，但没有大楼也不行。60年代的燕园，学生不到1万人，而现在在燕园的全日制学生就有2.5万人，教师的数量也增加了。所以，这些年，学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能给学生、老师提供更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北大很大，事情要一点一点地做。我也不愿意校园里一天到晚都是工地，有好多吊车。我本来希望在我任上把北大的重大基础建设都搞完了，使得同学们、老师们有一个比较安定的条件，接替我的校长可以安安心心，全力以赴搞好教学科研。总的来讲，9年来我做了很多努力，也总算做了一些事情，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有些遗憾。

　　问：您接任校长前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当时是怎么回到北大的？

　　许：当时，中科院和教育部的领导和我谈。我给爱人打了个电话，说让我去北大当校长，怎么样？她说“你自己决定吧。”我就同意了，我想，如果在我人生的一段时间，能够为自己的母校做一点贡献也很好。当时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

　　我的家人在上海，2000年春节回家，在机场碰到当时科技部的一位副部长，他也是北大毕业的，比我高一届，我们曾在中科院共事多年。他讲话很风趣，说，“许老弟，你到北大去也不征求一下老兄的意见，这个地方你好去的啊？”当年见到好几位熟悉的大学校长，也都问我，你好好的中科院副院长不当，还往火坑里跳？当时回北大工作，是出于对母校的情感，完全没有想到当北大校长会这么累。

　　中国校长要管得太多。有时候我很羡慕外国的校长，他们基本上只管学校的大的发展战略、“筹钱”和“挖人”。记得当时国家要求后勤全部社会化，把学生宿舍管理、餐厅经营社会化。很多国外大学就是这个样子，但这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比如说，学校的餐厅对于学生来讲太重要了，在现阶段，如果伙食的价位随市场波动，就会影响同学们的生活和情绪。想问题，必须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可以一下子解决的。所以当时北大也就没有简单地把餐厅经营交给社会管理。

　　经过这些年，我觉得，校长的工作的确很累，太累了。不仅是精力上的累，精神上也很累。当然了，在北大工作的日日夜夜也是苦中有乐的。

　　问：经过9年的实践以后，您现在如何理解大学校长的角色？

　　许：大学就是一个大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家长的角色。“家长”，就要注意到方方面面，必须兼顾到不同群体的利益，经常和他们交流。学生、职工、老师关心的东西都不一样，本科生和研究生不一样，教授和讲师关心的事情又不一样。作为校长，当然不可能什么事都马上就做，必须有个轻重缓急。

　　北大的工作难，也是在这个方面。比如，由于燕园里有不少历史古迹，我们造一个楼就要考虑周围的建筑能不能动，会不会受影响。奥运乒乓球馆边上的治贝子园，还有几棵古树，原来的设想是整体平移，现在一些古建筑都是这么保护的。这样奥运体育馆可能会更整齐，周边环境也更宽敞。实际上那次施工过程中失火，因为路太窄，救火车都进不去。文物保护下来当然非常好，但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

　　所以北大的事情，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要找到各方面的平衡点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做事情，步子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可以取得大家的理解。

　　在2003年北大人事改革的时候，许智宏曾说“北大不改革没有出路，因为即使不动的话，再过5年，还是国内第一流的大学。但是15年以后怎么办？”这些年，北大在教师聘任制度、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校务公开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问：这些年北大出现了很多变化，您也推动了很多改革。您觉得这些改革中，难度最大的是哪一个？

　　许：我是搞自然科学的，我觉得像中国的改革一样，大学的改革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有人问过我，到北京大学上任，有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工作中，我不主张“三把火”，就像搞研究，都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不能说来了一个校长，把前任的推翻重新搞一套东西。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系统，她经不起一天到晚的变动。所以我讲，北大需要一个稳定的时期，不能老变，老出新的政策。对于北大来讲，我所希望见到的是稳中求进。

　　改革需要理解，让每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要改，才能得到更多支持。一个改革如果大部分人都反对，那就很难推行下去。我觉得，北大的大部分改革基本上都是这样。比如元培班，坦率地讲，当时在教师当中也有不同意见，但经过大量的工作，我们还是把它当作试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全部推广，改变大家的观念还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问：北大2003年的师资人事制度改革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当时学校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推动它？

　　许：这次改革是比较激烈的。当时正值世纪之交，北大每年有一大批老教授退休。如果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好的人事政策，能够制定一个好的规则，将来的人员有进有出，能够不断地选拔优秀的人才，这对于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也希望稳妥地推进改革，但是因为北大的特殊情况，还是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反响。

　　实际上，北大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还是反复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才推出的。比如对文科，经过了解，文科培养一个人才比理科时间长，所以给理科的副教授两个聘期，给文科的三个聘期。

　　有人讲最终出台的改革方案是一种妥协，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本来第一个方案出去就是征求意见稿。一个重大的政策，正式出台前听取各方面意见，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毕竟改革涉及每个老师的切身利益，作为北大，更要兼顾各方面意见。当然，个别院系出现了一些实际问题，但不能因为个别的问题影响整个政策的执行。

　　我们的师资人事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目的是能够更好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但在措施上必须非常的谨慎。

　　前两天有记者问我，许校长你要离任了，你们的人事改革还在搞吗？我说，我们一直在稳妥地推进。媒体总是希望看到北大一下子解雇了多少人。解雇不是我们的目的，一个好的人事政策必须能够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些年，有些老师从北大出去了，但是也有老师进来了。北大就是希望逐步形成一种人才流动的格局。我觉得，北大的副教授到别的大学当教授很正常。只有中国的大学教员真正形成了这种流动的局面，全面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才有可能。

　　问：近几年，学校的建设步伐很快，很多老楼被拆，引起了讨论甚至非议。您如何看待这些意见？

　　许：同学们有的时候很浪漫，有一次我参加学生的演讲比赛，一个男同学说自己住在28楼，听说学校要把28楼改建了，觉得他几年的大学生活即将消失。我在演讲会的即兴发言中说了，我对同学们对学校一草一木的感情完全理解。我也一样，我曾经住在34楼，老房子已经没有了，改建成了新的女生宿舍。但是北大在发展，我们不能把28楼那个破旧的形象留给以后的同学。

　　从这一点来讲，我既理解同学的感情，但也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学校。我们这么做是希望努力改善同学们的生活条件，要辩证地看学校的发展。的确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要保留，但学校要发展，北大就这么一块地，不能什么都留着。所以我们做出了一个校园建设的规划，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确定哪些地方是不能动的，对未来的建设也有一个整体的框架。

　　许智宏始终认为在大学“陶铸群材、发明新理、引领文化、服务社会”四个使命当中，培养人才是最核心的一个。

　　问：您说过：“北大不是培养‘书呆子’的地方，而是要给学生比较宽松的环境，培养自己的兴趣。”如何实现这一点？

　　许：大家都讲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通过教育来改造或者塑造一个人的灵魂。在这种师生关系中，我觉得更多的是把老师作为主动的，学生是被动的。我是个植物学家，更喜欢把老师看作花园中的园丁。花园中的各种植物都不一样，但它们都是这个花园中重要的成员。园丁就要根据不同的植物为它们提供最好的生长条件。所以我觉得大学就应该为同学们的成长提供一个最好的土壤和环境。

　　几年前，一个理科院系的女孩子写信给我。她在班上成绩非常不错，还是班干部，但是她对理科没有兴趣，实在太苦恼了。她找了班里的老师，老师很奇怪，你是班干部，成绩又这么好，为什么要转系转到文科去啊？她实在没办法，就写了封信给我，说许校长，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看文科的书。我后来转给林校长和教务部门，请他们研究一下。我说与其让一个同学再苦恼两年，为什么在北大的环境下不能让她追求自己的爱好。当然，转系也要进行必要的考核，但是我们应该提供这样的环境，让同学们有更多的选择。

　　这几年我们转系的百分比，从当年的5%可以放到20%了。元培班的开放程度当然更大了，但全部放开一时还做不到，比如，理科院系的实验安排要根据实验室的容量，所以要有序地放开。我们提倡有更多的选择。我60年代上学时，只有一个模式，同班的同学课程都一模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差异。现在不管怎么样，同学们有很大的选择余地。这是我们北大应该做的。

　　问：但是可能一个学生在一个地方学很多年，他以后会成才。现在同学兴趣很多，有条件做各种事情，最后可能一事无成。这怎么办？

　　许：当然不同的人还是有区别的，跟你以后要做的工作也有关系。有的可能需要培养广阔的视野，有的需要专一些，比如科学家。“宽和深”是相对的。我认为大学是打基础的阶段，还谈不上太专。真正的科学家，在大学毕业以后通常还是需要长时间的实践和锻炼。

　　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有的同学往往把握不住自己，这是个问题。这跟来北大之前的基础教育是有关系的，基础教育现在基本是应试教育，大家进入大学以后，很长时间还是不知所措。我希望这种状况能逐步改变。

　　我们把学分减到140分左右，在全国高校中是比较低的了。目的是减了学分以后，给同学们更多的时间开阔视野，多看些参考书。但结果我们的同学，40%都选第二学位了。4年要读完两个学位，是很辛苦的。面对全社会的就业压力，很多同学想在大学尽可能多学一点，可以理解。但是在这方面，大家还是应该学会怎么把握自己。

　　坦率来讲，一年级进来的时候，北大和清华、复旦、交大的同学，我觉得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异。高考的时候差10分、20分、30分、40分，我个人认为没本质的差别。北大招来的学生，各省市的录取分数也不一样，分数低的也不是说不行。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最好的教育。要尊重人的选择，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这是这些年来，北大所坚持的。

　　问：您刚才说学生刚考来的时候，北大、清华和其他一些高校是差不多的，那您希望他们走出北大校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和其他学校有什么不一样？

　　许：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不同体现在追求的目标和风格上。北大的学生善于思考，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上学的时候，教我们有机化学的张滂院士到宿舍来给我们答疑，我记得问他一个问题，他说“答不出来”。大家觉得很惊讶。他说，“问题都答得出来，还要科学家干嘛？”作为学生，敢于在老师面前提问，有时候问题还很尖锐，这一点是很好的。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没什么不好。学校就要有自己的风格。

　　北大的传统与这所学校的历史有关。毕竟从全世界来讲，没有一所大学像北大这样与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北大的师生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不管他为社会接受与否。比如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当时受到了举国上下的批判，但他依旧追求真理。从他身上体现出了他曾说过的，“北大主义”即“牺牲主义”的精神。这是北大历史所塑造的传统，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个性的发展。我觉得这是这所大学的成功所在。

　　随着中国传媒的迅速发展，社会对于北大一举一动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北大拒绝游人参观”、“北大盖五星级饭店”等备受争议的报道见诸报端、网络，其中不乏对于北大的“误读”。

　　问：近些年来，常有关于北大的负面新闻出现。您觉得北大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有没有受到影响？

　　许：对北大总有两种极端的意见，但是总体上来讲，北大给人的印象还是好的。否则你不能设想每年有那么多的学生，梦寐以求地要考到北大。

　　正是由于北大在社会上处于风口浪尖的地位，总会有人要找你说事。人家要炒，每天都能找到这样的机会。比如关于“博雅国际会议中心”，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一打开电视，看到香港的一家媒体在辩论“北大该不该建五星级宾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前提就不对，我们并没有拿国家给的钱建宾馆，而且那块地本身就是开发用地，并不是北大的教学科研用地。当然，我们也很谨慎，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把宾馆的名字由“未名湖大酒店”改为“博雅国际会议中心”。

　　北大做决定也很难，被误解的事情很多。好几年前，有一份报纸讲“许校长提出北大要取消研究生考试”，随后就有人写文章指出这“必然导致腐败”。其实我并没有讲要立刻取消研究生考试。作为北大校长，做事讲话必须非常谨慎，弄不好社会把你大大地炒一通，你没那么多时间去应对。

　　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很心齐，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北大有很多优势，但是也不是什么都好，不应该隐晦北大的问题和缺点，要不断完善自我。鲁迅先生讲“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当然我们力争搞得更好，力争走得更快一点。我相信，只要国家继续给北大稳定的支持，北大还是很有希望的。人就是要追求最好的，卓越的，这一点北大人从来没有改变。这点也使我有信心，北大未来一定可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问：今年新年，您的一首《隐形的翅膀》在网络上流行，您有没有觉得意外？

　　许：一开始我也挺纳闷，这首歌并不是特意为新年准备的，我是从科学院的一位同事的小孩那里学来的。在北大新年晚会唱歌，我没看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只希望在那种场合能与同学们一起，在一个轻松的环境里迎来一个新年。有网友讲，北大培养了一个“五等歌手”，我可从来都没想过要当一名歌手。我一辈子功课不及格的就是音乐，初中考五线谱，得了2分。但是我很喜欢听音乐，古今中外的都喜欢。

　　南京大学的老校长是我老乡。他跟我讲，许校长，你一唱歌全国就轰动了，我在南京大学也唱了，怎么没有人报道我呀？后来我也看了网上的一些评论，我想有一点，就是各个学校的同学们都希望自己的校长，希望院长、系主任能与同学们有更多的交流，关心他们。有位网友说，别说校长，连系主任都见不到。这反映了学校管理层的问题。

　　我喜欢北大的同学。我离任后在《致全校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的公开信》里第一段就感谢同学们在9年中给我的支持。我刚来的时候，有同学叫我“许爷爷”，我还不能接受，现在已经习惯了。我觉得大学校长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应该像一个“家长”。

　　问：您卸任之前到学生宿舍和大家道别，当时心里有什么感受？

　　许：那天，我远远地看到同学们夹道欢迎，手里拿着一张张纸。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后来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年级的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要我签名。当时我也很感动，都给他们签了名。走进楼道里，整个楼道和楼梯上都挤满了学生。后来不知道哪个学生说，“我们唱个歌吧。”大家就一起唱《隐形的翅膀》。我很感动，我想这也是同学们真挚的感情。

　　卸任的那天，我把这些年一起合作过的校领导都请来了。当时韩启德副委员长有一个即兴讲话说，许校长，你应该满足了。作为一个校长，有那么多同学喜欢你，爱戴你，这是当校长最应该满足的一点。的确，作为一个校长，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欣慰。1999年底我刚来的时候，有人在网上说“北大又来了一个官僚”。现在，我比较欣慰的是终于改变了同学们对我的印象。

　　问：您最敬佩的北大校长是谁，您觉得我们的教育应该怎样改进？

　　许：我最钦佩的校长新中国成立前是蔡元培，新中国成立后的是马寅初。在离任前的一个周末，我去蔡元培先生的塑像那里献花，向他三鞠躬。我觉得，自己做了最大的努力，毕竟这9年我没有偷懒。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希望按照蔡校长的要求做的，但也没有都做到。他有一些理念和想法，在他当校长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做好。比如蔡校长讲“德智体美”，现在说“素质教育”，其实现在都还远没有做到。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永远是我们北大人的追求。

　　回过头看，最早的教育理念是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会比较功利了，教育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不仅中国，整个国际上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也都是这样。很多大学现在提倡要回归到教育本意上，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面对的事情不一样，当你偏离了，想把它转回来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阻力。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教育的初衷还没有完成，还要继续努力。 （《人物》杂志 姚骏  赵琬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