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办大学要有些理想

　　黄德宽，1954年出生，安徽广德人，中国古文字学专家。现任安徽大学校长、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教授，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著作有《汉语文字学史》、《古文字谱系疏证》等。

　　记者没有想到和黄德宽校长的联系会如此顺畅，电话那头的男声略带南方口音，语气谦逊而不失亲切。这个曾被安徽大学BBS称作“浪漫派学者”的校长对学生的这一评价淡淡一笑，随之向记者坦言，其实自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崇尚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只不过有一些办学的理想，所以让人感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交谈中，黄德宽的谈吐始终保持着古君子的儒雅风度，舒缓的语气处处透着对安徽大学涓涓的深情。

　　也许，正是源于这样的“理想主义”，黄德宽在安徽大学的校长岗位一干就是12年……

　　办大学要有些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黄校长，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本报的采访。“办大学是要有点理想的”，这可以说是您的一句名言，请您谈谈办大学的理想和您理想中的大学。

　　黄德宽：办大学我有三个理想：大学要成为思想的高峰、大学要成为科学的圣地、大学要成为人才的摇篮。这三个理想决定了大学思想的自由、学术的独立、个性的张扬、管理的民主和氛围的谐和。

　　一所大学不能没有理想，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缺少追求和方向，就会缺乏动力。办大学不能太现实主义，我对时下一味主张追随社会来定位大学的看法并不完全认同。毫无疑问，大学要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但是大学不是社会的影子，大学办学和人才培养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大学要坚守自己的理想，要有更高的追求，不仅关注社会，服务社会，同时还要引领社会，要用崇高的理想去照耀自身前进的方向。

　　我曾经说过，安徽大学应该追求“大气”，应该坚持学术自由和民主办学精神，让每一个在安大学习、工作的人个性都能够得到充分张扬，整个大学充满生机，富于创造。这是我对理想的安大的一种期许。

　　记者：去年9月安徽大学迎来建校80周年，您提出要在建校百年时将安徽大学建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大学，这个定位是如何来的？

　　黄德宽：这个定位是根据学校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提出的，也可以说是安大发展的一种目标追求。国家实施高等教育“211工程”建设的整体目标，就是要使一部分高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一流水平，以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认为，所谓的“国际知名”强调的更多是一种品质追求，作为国家“211工程”建设的安徽大学，需要具有更加开放的眼界和国际化的视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211工程”建设的大学，必须追踪国际学术发展的前沿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培养具有广阔胸怀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这样才能适应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赋予高校的重任。

　　我们讲“国内一流”，是指作为“211工程”建设的大学，理所当然应该在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社会等各个方面努力成为国内的一流水平的大学，成为高品质的大学。因此，我们提出的这个目标定位，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水平大学的要求，也是国家“211工程”建设的要求。安大作为安徽省唯一一所进入国家“211工程”的省属重点大学，安徽省委省政府、安徽各界对安徽大学有着更高的希望和期待，十年“211工程”建设学校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这个时候不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加快建设和发展，也可能会失去难得的发展机遇。

　　记者：您认为这当中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黄德宽：我们深知我校办学水平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经过艰苦而漫长的努力，我认为最主要的困难有三个：首要的就是思想观念的桎梏。要跟上时代的要求，就必须超越原有的思想观念，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汇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这不仅要求学校领导班子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体教师和管理者也要转变思想观念。当然，转变思想观念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次，从办学的角度来说，学校缺乏高层次的、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和优秀创新团队，这是制约学校办“国际知名、国内一流”高校的一个关键因素。另外就是经费投入不足。办高水平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办学条件，一流的实验设施和图书资料，而这些都需要资金投入。安徽大学的经费投入主要来自安徽省政府，安徽尽管这些年发展比较快，但经济还不够发达，整个教育经费投入供不应求。虽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也相对较多，但是和需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近年来高校改革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安徽大学在高校改革中遇到的最大瓶颈是什么？如何突破？

　　黄德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30多年来我国高校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社会对高校的期待越来越高，批评议论也越来越多，社会希望高校加大改革力度，实际上高校的改革也一直在往前推进着。我感到安大改革最大的瓶颈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要实现这方面的突破，首先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其次要结合学校实际，在制度创新上做文章，比如人事分配制度、学术评价制度和教育教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做令大家满意的校长难上加难

　　记者：黄校长已经在安徽大学担任了12年的校长职务，就国内来说是比较少见的，您做校长的体会一定有很多。

　　黄德宽：我可能做校长的时间确实比较长一点儿。说起当校长的体会，既有令人振奋的地方，也有很多困难、压力甚至是无奈，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受着各种酸甜苦辣。这些年我始终在想，在学校发展过程中我能够从一个普通的教师走上这样的领导岗位，是时代给予的机会。作为一个校长，能够为学生服务，为教师服务，我觉得很幸运。

　　担任校长的这十几年，是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安徽大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学校规模不断发展，办学体制、机制不断改革调整，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思路也与时俱进，这给了我很好的锻炼机会。12年前，安徽大学全校只有六千多学生，现在每年招收各类学生近万人，已经发展到3万多人的规模，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水平和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看到这些发展我自然会感到振奋。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备尝艰辛，面临许多的困难。思想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办学条件、体制机制不能适应新的要求；既要抓住机遇谋发展，还要保持稳定，考虑学校的基础条件和教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时我觉得压力太大，困难太多。特别是要追求理想，办一所好大学，困难就更多，压力就更大，有时甚至会因种种原因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而感到无奈。总之，我觉得做校长难，做个好校长更难，做一个让大家满意的校长就难上加难。

　　高校间不能互相“挖墙角”

　　记者：近年来，安徽高校的人才外流现象比较严重，对此您怎么看？

　　黄德宽：对这个现象，首先我觉得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人才是国家的人才，应该鼓励人才共享，让优秀的人才寻找到适合他发展和作出贡献的环境，从心态上要坦然对待。但是，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所谓的“人才流动”很多情况下不是良性的流动。有些学校为了搞学位点和重点学科，通过物质引诱的手段“挖人”，某些人则通过频繁跳巢来改变自己的待遇，出发点并不是寻找学术发展环境，这不是正常的的“人才流动”。一个人的成长毕竟要经过长期的培养，由于地区发展不均衡、待遇差异大而导致的不正常人才竞争，对国家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发展，乃至学者个人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现在，国家已经关注到东、中、西部人才协调发展的问题，希望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应该向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更多地倾斜，有关主管部门应该制定有利于人才良性流动的政策。处于弱势地位的高校，更要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让他们心情舒畅地工作。高校之间应该互相支持，遵循人才成长和发展的规律，不能互相“挖墙角”，尤其不能通过高薪的办法引诱一些学者跳巢，这是短视行为，解决不了科学发展和学术进步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把一些很有前途的学者给毁掉了。

　　记者：人才流动除了物质上的原因，是否还有个发展空间问题？具体来讲，安徽大学在引进人才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激励制度？

　　黄德宽：当然软环境是很重要的，前面说的是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动”的主要倾向，也有一些人的流动涉及发展环境和发展前景问题，这无可厚非。近年来，我校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培养和引进人才的措施，有计划地培养优秀青年教师，实施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力所能及地为教师发挥聪明才智、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条件。我校优秀骨干教师总体上比较稳定，他们已成长为学校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

　　记者：一方面，我们看到地方高校之间的竞争确实很激烈，另一方面，安徽又是一个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省份，在竞争中安徽大学具备自己的优势。

　　黄德宽：“地方高校”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采取两级管理体制，一部分由教育部直管，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管理的。教育部直管的只有几十所高校，地方政府管理的高校超过全国高校的90%多。在这些地方管理的高校中，安徽大学相比较有自身的明显优势。第一，它历史悠久；第二，它是综合性大学，学科积累比较深厚；第三，它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第四，它在省会合肥，有比较好的办学环境和条件。其实，学校真正面临的问题还不完全是校与校之间的竞争，而是自身追求更好品质和更高目标提出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优势是相对的、不突出的，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劣势、是差距。

　　不要培养循规蹈矩的“书呆子”

　　记者：如何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当今大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安徽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坚持怎样的理念？

　　黄德宽：安徽大学培养的学生面向全国，服务安徽，奉献社会。学校长期以来形成自身的办学传统，比较注重学生厚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有了厚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综合素质，同时又有较强的能力，学生在社会上才会有比较强的适应力。安徽大学的学生总体来说比较勤奋用功、严谨朴实，也不乏创新的精神，并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记者：您多次提出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制度保障，能具体谈谈这个观点吗？

　　黄德宽：创新人才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的综合，其中制度保障是关键。我认为在制度上大学应该保障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由成长，不要把学生简单化地当作一个被管理者，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这样会扼杀学生创新的天性。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大学要让他们喜欢创造的天性得到发挥、压力得到释放，不要培养循规蹈矩的“书呆子”，这样的“书呆子”无法创新，走向社会也很难担当大任。

　　创新思维作为人才的一种基本素养，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培育和形成的。要反思我国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制度。从幼儿园到大学，应试教育根深蒂固，这个制度如果不很好地解决，靠在大学解决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非常困难。大学自身也要反思，从教育思想、教学科研评价、学校内部管理、对学生评价等思想和制度层面来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

　　记者：所以，您主张要把“不许大声喧哗”从《大学生管理条例》中删去。

　　黄德宽：这其实是个很小的事情。如果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这属于教育问题、修养问题，属于综合素质的问题。把它当作一种被处罚的行为，列进学生管理和处罚条例自然是不恰当的。

　　治学要做到“板凳能坐十年冷”

　　记者：您是研究古文字学的著名专家，在许多人印象中，这是一门冷僻的学问，2005年，由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汉字发展沿革谱系研究”全面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曾经做过报道。

　　黄德宽：一门学问是冷僻还是热门，不能光看它的社会关注度和具体实用性，还要看它自身发展的轨迹和时代的机遇。近百年来，地下出土的语言文字资料呈现出不同时期汉字的原始状态，利用这些原始的一手资料来研究汉字的发展、演变，揭示它的构造和使用规律，这是现当代学者比以往学者获得的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传统文字学实现创新的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中国古文字学实际上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学术的角度看也可以说一直是“热门”的，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古文字学是一个冷僻的学术领域。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中国文化联系密切，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延续几千年依然使用的文字体系，汉字的研究与应用如今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今年春节期间，《汉字五千年》这个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几个频道同时播出即可见一斑。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学习汉语、汉字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新潮流，汉语汉字的国际推广也进一步推进了汉字的应用研究，这为文字学家提供了新的机会。

　　记者：在治学上，请黄校长给年轻人提一些建议。

　　黄德宽：青年是最可宝贵的，是国家学术事业的未来。年轻人治学最关键的是要能“沉下来”，踏踏实实做事情。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投机与取巧，要的是扎扎实实的真功夫。希望年轻人要有一个广阔的学术视野，在确定研究方向时不要抱残守缺，应该在交叉学科、新兴学科领域大胆探索。比如古文字学就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领域，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文字学。科学的古文字学发展到今天尚不到100年，在这个新兴领域，青年人只要能够“沉下来”，肯下功夫，真正做到“板凳能坐十年冷”，持之以恒，同样会有所收获。如果学术视野狭窄，好高骛远，心气浮躁，在任何学术领域可能都很难做出像样的成绩来。

　　记者：如果以百分制为计，您给自己的两个角色（校长、学者）各打多少分？

　　黄德宽：勉强及格吧。作为学者和校长，两个角色集于一身是矛盾的，因为时间是个常数，人的精力有限，同时担当两个角色都难做好。我始终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做大学校长要有学者的风范、遵循学术的准则，不要忘记学术的真谛。但是，作为学者来说，校长这个角色对于个人治学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不能利用校长职务上的便利为个人做学问创造条件。校长的职责承担的是公共性事务，做学问是一个学者自己的行为，要把这种“公”与“私”分清楚，不能将这两个角色相混淆。

　　综合性大学要文理并重

　　记者：现代社会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重科学轻人文，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困境，作为全国少有的具有文科背景的校长，您觉得综合性大学应该怎样看待人文学科受到的“冷遇”？

　　黄德宽：人文学科之所以受到“冷遇”，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分不开。在工业化时期，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虽然重要，但不像工程技术学科那样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效用。目前存在这样一种倾向，重视理工科，重视能够产生实际效应的学科，轻视人文社会学科。不仅“重理轻文”，在理工科中又存在重工程技术学科轻理科等基础学科的倾向；也不是笼统的“轻文”，文科中的应用学科，比如管理、经济、法律等还是很受重视的，“轻”的只是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因此，可以说人文学科的学者是寂寞的学者。其实，人文社会学科是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所在。综合性大学更多地关注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引领先进文化的发展，探讨的是人类社会的本质问题、人的终极目标问题，这对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很重要，毕竟自然科学的发展最终也是要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

　　从长远发展需要来看，高等教育文理都不可偏废，当前要更加重视人文学科发展面临的困难。江泽民同志曾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党中央专门发文提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无论从改革开放的先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还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这些理论创新的成果都直接源自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成果。如果高校不能充分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培养和造就更多的优秀文科人才，必然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产生不利影响。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办学条件比较差，人们对文科的认识还不到位，文科的潜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需要进一步改善。

　　作为一个具有文科背景的校长，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关注文理各学科的协调发展，努力使文科学生养成科学精神，理工科学生具有人文素养。文科的发展更需要的是软环境，目前理应得到更多关注，同时文科自身也应该更加有所作为。安大文科的发展，首先就是要把安徽的问题研究好，比如安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三农问题、徽学、地域文化问题，这些领域都是我校文科研究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