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先生介绍，目前，我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增劳动力大约有２０００万人，而城镇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１２００多万个左右，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政府必须用百倍的努力工作，确保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５％以内，把就业这件关系民生之本的大事做好。
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人有能力工作，也想工作，但又找不到工作，也许是犯罪率上升，治安恶化，社会动乱，乃至政治动荡的诱因。在我国，大量的上访者中，有为数不少的失业者包括失地农民。在社会治安涉案者中，也有相当比例的失业者。在西方民主国家，失业直接影响到选情，关乎竞选成败，权力更替。所以，在政治家看来，就业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政治家们总是声称，他们建议的政策有助于增加就业；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常争论的政治题目中，总是不乏就业或失业问题。
就业关乎个人尊严、自我实现和社会公正
主流经济学家们关注就业问题，主要是考虑ＧＤＰ增长。经济学鼻祖斯密曾经说过，一国财富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的数量及它们的效率。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代表索洛和斯旺把斯密的经典思想模型化，提出稳态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均资本存量，而人均资本存量又取决于人口（主要是就业人口）增长。或者说，ＧＤＰ增长是人口增长或就业者人数增长的函数。至于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知识（他们称之为“技术”）、管理、判断、洞察力、态度和创造力等人的因素，统统假定为外生变量，一概视而不见。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人或就业者的角色始终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理论。很多国内学者也笃信这种观点。例如，有关劳动的两部法律出台后，有些雇主裁减工人，就有人担心失业率上升，ＧＰＤ增长趋缓。
更多的经济学家关注就业问题，是基于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的考虑。例如，马克思就说过，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劳动（前提是已经就业）只是谋生的手段。个人消费品只能按照劳动量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劳动才会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则认定，劳动是一种负效用，工资或报酬是对这种负效用的补偿。他进而把劳动看做是闲暇的替代物，断言如果工资的边际效用比闲暇的低，工人就会“自愿”地退出劳动市场，选择失业。国内也有经济学人从收入和就业的关系中，理解就业的意义。其口头禅是，失去工作意味着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政府推出的优先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
以上诸观点都有某种真理性。但是，更重要的也许是，就业关乎个人尊严、自我实现和社会公正。其本身就是生活中应当追求的中心目标。２００６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著名的人本主义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就说过，就业本身非常重要。一个人在没有人情味的商业生活中养活自己——自立，是个人能够体面地生活、维护自尊所必须的。同时，就业还是人们追求生活的中心目标——自我实现——的媒介。费尔普斯指出，自我实现只能来自职业。即使对于一个母亲，在家庭以外的工作也很重要。就业，对大多数来说，不仅意味立着从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称为商业经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而且还意味着可以从应对挑战性工作中，发现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发现自己的潜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实现自我价值。在２００２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费尔普斯又进一步提出，具有挑战性的，并且能够促进个人发展的职业，是“好生活的精髓”，也是“好经济”的标志。费尔普斯的这些认识，同马克思所说的“第一需要”，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森所说的“能力”和“做事”，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我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在青年（２８岁）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希望知识者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势力，从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吴敬琏先生也曾提出过发展“好的市场经济”的主张。从人本主义的发展观来看，好的市场经济，首先是能确保充分就业的经济。
费尔普斯还认为，就业关乎社会公正。说到社会公正，人们历来见仁见智，迄今未形成共识。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解和解释是，如果劳动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劳动者和雇主能自由地进入，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就业量，就是公正的。其基础是个人自由选择。费尔普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社会公正是指全社会成员都能融入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也能参与世俗社会的中心活动，能够加入到社会的正式商业经济中来。也就是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人，都有就业的权利。因为，对多数人来说，就业意味着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对少数低生产率的人来说，就业则是融入社会的关键，是他们获得实现自我发展的前景，参与社会正式经济，并从中获得足够的报酬，以使自己有能力成为配偶、父母、市民和社团成员的前提。劳动是基本的人权。听任市场机制自由选择，允许市场排除那些边际生产率低于均衡工资率的人就业，在经济上可能是有效率的，但对社会来说明显是不公正的。现代文明社会不能接受这种效率至上的经济学。
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保障公民的就业权利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一个人什么时候就业，在什么地方就业，以什么方式就业等，首先取决于劳动者的个人选择。其前提是经济中有完善的劳动市场和健全的劳动法规。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市场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相关的劳动法规已经制定并颁布实施，但仍然很不健全。其主要表现，一是农村劳动力不能平等地自由地进入城市劳动市场。报载，广州市曾经出台文件，规定市区招工须先市区，后郊区，再本省，最后才允许招收外省的。二是同工不同酬。例如，有的地方规定，城镇户籍的可以做合同工，农民工只能做临时工。前者月工资２０００多元，后者只有数百元。三是买方独家垄断市场，劳资双方在谈判中地位严重不平等，农民工基本上没有谈判权利可言。雇工面对着雇主单方面给出的就业条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要么走人。在这种情况下，促进就业，尤其是促进农村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关键是完善劳动市场，其重点又是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破除农民进城的森严壁垒，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地流动。
其次，大力培植、发展和壮大民营企业家群体，建立充满活力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机制。按照传统观念，民营企业家和工人是水火不相容的。民营企业家发展壮大了，必定会损害劳工的利益。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劳资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从统一的角度看，提高企业家的实力，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更多的报酬，从而有利于劳工阶层，尤其是那些低生产率的工人。并且，企业家的实力增强了，他们有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从而有益于在位工人。此外，如果企业家的实力增强了，他们还会像美国的比尔·盖茨或香港的李嘉诚那样，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这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有益的。据统计，我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它们吸纳的就业人员已经超过全部就业人口的７５％。其中，从业人员７人以下的微型企业约占７２％。它们已经吸纳了５０００多万人就业，相当于国有企业现有职工总数。在刚刚过去的五年，我国新增就业５１００多万，其中３０００多万在民营经济中就业。民营经济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６００多万个，是名符其实的吸纳就业的生力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营企业家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惠及了劳工，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仇视、反对、限制民营企业家不利于扩大就业，是不智之举。
再次，改革就业补贴制度，鼓励企业多招收低生产率劳动者。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均衡就业量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果劳动者的生产率低于均衡工资率，就会被淘汰，成为“自愿”失业者。为了维护社会安定，现代民主国家通常给失业者提供各种生活保障，如失业补贴、最低生活补贴等。从增加收入、保障民生角度看，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从维护个人尊严，促进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角度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费尔普斯提出的替代方案是，政府把一部分社会保障资源，转移支付给吸纳低生产率劳动者的企业。这样，企业就会招收那些边际生产率低于均衡工资率的工人，增加就业岗位，多支付劳动报酬。这些劳动者从就业中获得的不仅仅是收入，更重要的是恢复了自力更生的信念，在“干中学”，增长了才干，维护了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择业。他们的突出特点是文化技术水平低，是典型的底层劳动者。借鉴上述思路，政府可以考虑，对那些吸纳低生产率者的企业，给以就业补贴，使它们有激励吸纳更多的劣势工人，从而保障劣势工人就业、获得收入和自我实现。报载，武汉市政府已经这样做了。他们筹集了一部分资金，按每个岗位３２０元的标准，补贴给提供岗位的单位，用以招聘市属国企特困下岗职工就业。
最后，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从长远看，技术要进步，产业要升级，结构要优化，就业者必须有相应的技能。我国当前的就业困难，既同劳动力总量供求失衡有关，也同供求结构性矛盾有关。所谓结构性矛盾，是指有一批劳动者找不到工作岗位，同时也有一批企业招收不到合乎要求的劳动者。解决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办法，是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解决技能培训的关键是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在社区。建议借鉴美国办社区学院的经验，在全国所有的县（市、区）兴办职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要树立服务社区的意识，根据当地需要设置专业。社区学院应实行开放性招生政策。凡是具有高中毕业水准而又愿意读大学的成年人，原则上都可以免试入学。但学校对学业应有严格的要求。经考核，达到规定标准的，可发给准学士学位证书；不合格的，不核发证书。 同时，允许大公司创办主要为自身服务的“企业学院”，个别的也可以面向社会招生。学生入学后，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毕业后被公司录用。此外，还应鼓励民间兴办职业技术教育，并给予同公办学院相同的待遇。最后，就是改革目前职业技术学院集中在大城市的做法，将公共教育资源公平地分配到各地，以利于学生就近入学，降低教育成本，减轻学生家长负担，促进职业教育发展，进而促进就业。（徐秋慧、李秀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